基于STAR模型的中国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的非对称性研究

对中国GDP增长率建立以可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未预期到的正向货币冲击和未预期到的负向货币冲击滞后三期为转移变量的LSTAR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分析不同类型的货币冲击对产出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影响,给出可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未预期到的正向货币冲击和未预期到的负向货币冲击的阀值,分别为20.03%、2%和1.58%,说明不同类型的货币冲击对产出呈现不同的非对称性影响,强弱机制的转换区间存在差异,且负向货币冲击的阀值小于正向货币冲击的阀值。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且紧缩性货币政策比扩张性货币政策更有效。     

中国货币政策的产业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中国11个行业上市公司2002—2008年的季度面板数据,考察了货币政策的产业效应,并进一步研究了企业金融结构对产业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非均衡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其选择货币供应量仍是以利率对不同产业产出的影响不同,利率对产业产出的影响更大;其次,同一项货币政策对于不同产业的产出影响是非均衡的;再次,不同行业中企业金融结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均衡的。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修正和新生

M2是传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然而,随着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它的有效性备受质疑。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指标出现以前,探讨修正的M2是学术界的热点。迪维西亚法和现金等价法都是基于流动性总量的测度来修正简单加总法测度下的M2。本文通过更为简洁的模型推导,首次在构建原理上论证,在测度M2的流动性总量时,现金等价法的精确性明显优于迪维西亚法。本文还基于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和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相关性原则,对简单加总法、迪维西亚法和现金等价法测度下的M2的合理性进行实证比较,结果表明,现金等价法测度下的M2在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以及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相关性上都明显优于简单加总法和迪维西亚法测度下的M2。因此,本文认为,应该用现金等价法来修正传统M2,使其能够准确反映流动性总量的变化,提升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力。     

货币政策适度性的测度研究——基于协整方程的视角

近年来关于货币超发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衡量标准。借助协整方程把总产出与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以及信贷投放联系在一起统筹考虑,并由此得出潜在的货币供给规则,在此基础上对1978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适度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系统接近均衡水平,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是适度的。要支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则M2增幅应达到14.6%,信贷增幅应达到12.8%。     

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TVP-VAR-SV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TVP-VAR-SV模型检验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分析在数字金融监管强度差异下该动态关系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以及数字金融对宏观风险收益率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紧缩型货币政策促进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体系单位风险效益。进一步,本文从规范数字金融市场发展,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强化数字金融市场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经济周期与金融资产投资协动性关系研究——基于货币政策影响的视角

利用MS-VAR模型,研究经济周期与金融资产投资之间的协动性关系,同时分析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经济周期和金融资产投资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经济周期波动,股票成交额波动可看作先行指标,储蓄存款余额为同步指标,而国债成交额变化量为滞后指标;不同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也有所不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利率的影响效果更好,而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则更适合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货币政策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效果比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货币政策、股权激励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经理人股权激励下的企业债务融资行为是公司治理领域很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选取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于2008—2014年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经理人股权激励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变动对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理人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较之货币政策宽松期,紧缩时期经理人股权激励对债务融资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体现于长期债务融资,因此对中国新兴与转轨特殊背景下的股权激励监管有着很强的指导价值。     

基于G~2EM-CI模型的物联网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

在GEM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创造了G2EM-CI模型。基于中关村、武汉东湖、无锡新区和南昌高新区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物联网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要素和主要因素。     

货币政策结构变迁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指标的包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变迁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内在动态响应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冲击在短期内对产出具有促进作用,而长期看对产出的影响十分微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显著的时变性;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和降低利率)在短期内具有真实效应,而长期来看缺乏持久性影响;中国货币政策存在短期利率上升导致长期利率下降的利率之谜现象。     

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对区域性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基于半参数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

通过构建考虑地区差异以及人民币汇率—通货膨胀非线性关系的半参数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SGVAR),分析对比中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以及人民币汇率的省域价格传导效应。结果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并未产生明显的通货膨胀,且区域差异较小,而价格型货币政策正好相反。但在短期内,东部地区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反应相对灵敏;在通货膨胀的区域传递效应上,中部地区最强,西部次之,东部最弱。相比于货币政策,汇率波动对区域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呈非线性关系。同时,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因通胀程度不同存在省域差别。     

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研究

 M1、M2均符合可测性要求。稳定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M1比M2更具可控性。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和基于M1、M2相对增长速度的分析结果表明,M1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好于M2。因此,我国仍应将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并要加强对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调控。     

货币政策转型背景下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研究

在货币政策转型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对比分析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对烫平人民币汇率调整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当人民币汇率冲击导致经济波动时,数量型规则比价格型规则对烫平经济波动的作用更有效,且能够更好地减小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货币政策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过程中,仍然不能放弃数量型工具的使用,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两种调控手段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基于Benford法则的M_2统计数据准确性研究

根据Benford法则,在样本量充足的情况下,统计数据的首位数字分布概率符合对数规律,而人为地捏造、篡改或者修饰数据将会破坏这种规律。将Benford法则引入到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检验中,运用非参数统计中的χ2拟合优度检验,对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所公布的1994年10月至2009年9月M2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较好地符合了Benford法则,准确性较高。     

基于CatBoost算法的P2P违约预测模型应用研究

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智能算法的应用能够为经济领域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有效推动中国互联网金融向“互联网+金融+智能”模式的转变。P2P网络借贷是通过P2P公司搭建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个人对个人”的直接信贷。以人人贷平台为研究对象,运用特征工程技术,将CatBoost算法应用于构建P2P违约预测模型,并对违约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CatBoost算法的预测准确率达96%,对实际结果的拟合效果较好,并能够对模型出错所导致的损失成本进行有效控制。此外,综合分析违约影响因素发现,借款人的信用情况对借款人违约行为影响较大,其中还清贷款次数、逾期次数与成功借款次数应作为借款人信用评估的重要参考指标。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与中国P2P行业发展状况,本文建议P2P平台积极促进数据分析与测算分析技术的革新与应用,政府及相关部门形成政策法规的同步发展,促成从平台内部到外部环境的合力发展态势。     

住房需求的地位动机研究——基于中国城镇家庭数据的2SLS分析

2015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去库存问题已成为国内关注焦点。首次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社会地位寻求动机,从理论上证明地位寻求动机的存在以及对住房需求的推动作用,然后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作2SLS估计,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家庭住房需求受到周围人群显著影响,且根据收入区分不同阶层时,中等收入家庭鉴于"高不成低不就"状态,地位攀比动机强于其他收入阶层,并引入基于不同类型参照组的敏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得到验证,为将住房需求激励政策定位于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可能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