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十字街头的塔”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

1925年2月周作人发表《十字街头的塔》,反映了他对学院文化、革命文化的双重不满。"十字街头的塔"的选择,在客观上滥觞了"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截然对立的话语方式,是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1930年代不同政治、思想文化倾向的文学,几乎相一致运用这一话语方式的根源之一;同时这也为学院知识分子不敢正视或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斗争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民间法的话语悖论--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

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有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失偏颇的态度。同时,对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也引起我们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对立思维。     

人文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关怀的“张力”关系——关于文学“人文精神”讨论的人学反思

在以往“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主张“终极关怀”与倡导“世俗关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彼此相互排斥争论不休,使其成为一个二元对立的命题.从人学角度看,终极关怀与世俗关怀都是人文精神中的应有之义,可将其理解为人文精神的两个维度,二者在人文精神的有机整体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构成一种紧张的“张力”关系.在这种“张力”关系中,才能使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实现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合理健全发展.从历史上看,人文精神不断丰富发展,就是在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既冲突又融合的“张力”关系中,此起彼伏地向前推进的.对人文精神问题进行历史反思,并从人文精神的内在“张力”关系着眼推进探讨,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人文的复兴——《中国新文学大系(1977—2000年)·文学理论卷》导言之一

在近30年当代文论的发展中,直接传承"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成为思想基础和精神底蕴.期间经历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解体,及其后全球化视野中"文化"浪潮的巨大冲击.而一条可能代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质的"人文精神追寻"的线索,亦从中呈现.这尤其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论争及其理论产物--"人学"的诞生,和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对这一思想线索的探寻,将更加清晰地展现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人文境况和可能的理论前景.     

出场学视域:德里达的“幽灵学”解构

"幽灵学"是德里达在特定背景下所创立的一种哲学范式。幽灵学就是用解构主义的思想方法或思维形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定阶段的思想的一种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现实存在,而是幽灵状态,既在场又不在场。幽灵学虽然也是针对"别无选择"的,但其中心话语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幽灵学的主旨是既要借助于其批判和追求的功能,又要把共产主义的目标"延异"在永远不能到达的路上。     

“五四”青年动员的话语策略与价值取向——以“林德扬自杀”为中心

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事件。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省与论争,新知识分子群体拓展了青年问题的言说空间,构建起与整体思想文化环境相一致的众声喧哗的舆论状态,显示了在启蒙和动员青年时不同的话语策略,进而对"新青年"的塑造模式与路径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在与林德扬自杀事件的碰撞中,受到儒家传统的生死观、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激进理想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便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思潮而存在的"少年/青年崇拜"呈现出价值的多向度与内在的复杂性。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革命亲历者的历史体验与反思——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

"季节系列"小说是王蒙对建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际遇、生命历程、历史意义的一次总结。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经过多年的思索、沉淀,完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自我反思。"季节系列"小说对于历史的认知与体认不同于"伤痕"、"反思"文学的既定模式,王蒙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历史现象的描摹与再现上,而是力求透过现象追问其背后的内在因缘,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因弥合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缝隙而成功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与历史的超越。     

激情的张扬与沉潜——王蒙小说的“弥赛亚”情结

“弥赛亚”是王蒙在小说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独特意象,通过探讨“弥赛亚”所寄寓的复杂蕴含,可以梳理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王蒙作品所展现的对革命狂欢的赤诚赞颂到对知识分子“救世主”神话标榜的冷静反思,再到深刻质疑“弥赛亚主义”的一个精神历程.这既是王蒙作为知识分子自审和自救的心灵历程,也是王蒙文化心态发展和自身的历史定位调整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在当下学术史评价中仍问题重重。“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形成的话语夹缝,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不仅与此前系列文艺批判运动截然不同,而且在政策制度保障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论辩空间,进而在对革命话语的弹性突破中形成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美学话语。除推动美学知识普及和美学人才培养外,“美学大讨论”还奠定了中国美学学科范式的雏形,实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并催生出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并影响至今。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干预及苏联美学话语的前置影响,“美学大讨论”又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丰富多元的方法论窄化为单一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还在“主客二分”的古典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兜圈打转,既脱离了国际美学的发展潮流,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脱节。“知识话语”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求的矛盾冲突,是理解这桩美学史案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功过是非的关键线索。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主义以一种独特而新颖的观点与思维对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理性至上、科学主义和权威话语进行了消解、批判、否定和颠覆。这是对西方传统封闭、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的彻底解构,这种解构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另一思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了思想方式由二元对立转向多元纷争、研究视角由唯理性转向非理性、价值取向由科学主义转向人本主义、话语结构由权威桎梏转向对话创新的四个基本趋势。     

论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论域的“属下”概念及其价值

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理论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从属状况,是一种旨在消解资产阶级政治以赢得底层群体文化认同和政治归顺的政治策略。在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中,"属下"是一个核心范畴。葛兰西以"属下"为核心范畴的文化权力理论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中所暗藏的权力因素,其"属下"思想不仅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开启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文化状况的探究,也从文化政治角度揭示中心对边缘、强势对弱势的文化霸权策略。以"属下"概念为研究主线的身份认同、后殖民批评、文化霸权等后现代话语的核心问题构成了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基本框架。其带有明显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文化权力理论研究范式对当代学术研究的贡献与意义在此突显。     

从对立思维向和谐思维的哲学转变

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这种对立的思维范式造成了世界整体性的拆零化、简单化、直线性,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和合思维的融合创新,实现从二元对立思维到和谐思维的哲学转变,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哲学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直接现实背景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向政制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混乱使得陈独秀反思当时中国精英化的政治样态。同时,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演变,以及从观念出发处置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构成了这一转向的观念来源。质言之,这一转向与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体两翼,合为其针对中国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改造进路。这一转向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不足,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现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论争中萌生与前行：浅论“实践存在论美学”

文章试图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与当下各种美学思想的论争视域中浅论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实践存在论关学从三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即对二元对立研究思维及思路的突破,以“人生境界”搭建现实与审美之间的桥梁,对审美活动中创造性内涵的凸现。     

“老上海”的前世今生——时尚文化与精英叙事的“怀旧”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老上海时尚怀旧文化热潮﹐影响延续当下。其消费文化的实质﹐投射出以复制方式所表达的历史的匮缺感。商业性为内核的选择性记忆﹐亦标识其与《长恨歌》等书写上海的严肃文学作品所蕴涵怀旧元素的分野。王安忆等作家所建构的小说文本所呈现出的时间—历史与空间—城市交互指涉的关系,构成了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对于消费主义空间观及其相联系的资本营运方式的的反拨。而新天地等新兴都市空间的出现,则将以上对抗实体化。旧城空间的衰落﹐大量资本的注入及在改造过程中对高尚阶层的吸引策略,构成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互作用的资本营运过程。其进一步表现出商业性怀旧与生俱来的缙绅化倾向对历史空间在地化的席卷与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