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末筹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

一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入中国,就成了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论题。到一九○三——一九○五年,中国留日学生界“确立地方自治之名词,昌言地方自治之必要者”,一时蔚为风潮,以至于地方自治言论“日触于耳”,“日腾于士大夫之口”,逐渐达到“举国中几于耳熟能详”的程度。清政府筹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正是在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但它绝非建立在民主思想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民主思想的一个扭曲,是对抗民主潮流的一个骗局。 一九○六年,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一、皇位永固;二、内乱可弭;三、外患渐轻。说“外患渐轻”,自然是自欺欺人之谈。清政府时已成为“洋人的朝廷”,那拉氏之流对帝国主义主子理当尽心效力。而“皇位永固”、“内乱可弭”,这倒是他们行假立宪想要达到的真实目的。 地方自治,是清政府“筹备立宪”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一九○五年载泽等在奏请宣布立宪折中具体地提出当时宜先举办的三件事,其中第一是宣示宗旨,第二便是“布地方自治之事”。奏折中写道:     

“党主立宪制”:合适政体,还是将错就错?——与刘大生同志商榷

刘大生同志在《试论“党主立宪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适政体之探讨》(刊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7期。以下简称“刘文”)一文中,提出了“党主立宪制”的概念,并认为“党主立宪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合适政体”。作为一种理论探讨,这当然并无不可。但就其内容而言,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故撰此拙文与之商榷。     

《邻草》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

加藤弘之的《邻草》批判了当时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主张实行立宪政体是其唯一的出路。作者以中国的失败为“殷鉴”,促使幕府进行政治改革,接受立宪政体。考察《邻草》的中国认识、立宪思想以及中国同时代立宪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进而对儒学在中日两国启蒙思想中的不同功能进行比较,指出《邻草》对中国的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两报时期于右任的革命宣传活动

于右任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在辛亥革命前致力于办报宣传革命。《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是其办报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报纸存续时间较短不为人关注。文章考察了两报的政论类文章,认为其政治宣传的内容重点突出,集中在清廷的立宪骗局、路矿纠纷以及官场黑暗,其政治宣传的风格观点鲜明,亦庄亦谐,在民权、自由、民气等关乎现代政治民主以及中国彼时的国民性等问题上,独树一帜,发人深省。     

梁启超与资政院

<正> 设置议院,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资政院,只是清廷在“预备立宪”中所成立的“预备”议院.该院从1907年宣布设立到1911年自然解体,始终未能真正起到议会的作用,但作为立宪派精神领袖的梁启超,为了推动宪政运动的需要,一直对她倾注了极大的热忱.由于梁启超当时流亡在日本,其对资政院的影响,主要通过《政论》、《国风报》、《时报》等立宪派所办报刊,通过政闻社等立宪团体、徐佛苏等国内立宪派骨干去体现.考察此间梁启超的活动种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立宪派对资政院乃至对整个“预备立宪”的态度,有助于深入了解清末政局的演化.     

辛亥前后的程德全评价问题

辛亥时期,程德全在政治上比较活跃,曾参与了请求立宪、苏州光复、南京之役、宋案调查及二次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民国开国前后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人物。本文拟就辛亥前后的程德全评价的若干问题,作一评析,以求教于方家。一、关于程德全立宪主张的评价程德全在辛亥革命前是一个思想上赞同立宪的旧官僚。他曾先后多次上疏清廷,请求立宪,直至武昌起义,仍在继续上疏。据此,有论者认为:武昌起义前后,程德全“怂恿清廷立宪,阴谋抵制革命”。这似乎已成定论,     

试论载泽《考察政治日记》中的议会

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中,使用了"议院"、"国会"等议会术语,较为具体地论述了日、英、法等国议会文化。当时,清政府已威信坠地,为了自存开始了"新政"改革。作为大清重臣,载泽更关心的是在当时的危局下如何实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目标。总体而言,载泽对西方议会的认识颇为深刻,但是急功近利的心理,使其对宪政制度本身的结构体系及其构成要素的有机联系缺乏必要的研究,更没有就如何将西方宪政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相结合作深入的思考。这就影响了他对西方议会本质的考察和认识。     

评清末官制改革中赵炳麟与袁世凯的争论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从改革官制入手,以立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异常之举,宣布了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次日朝廷派定载泽等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礻几)总司核定。官制改革揭开了清廷预备立宪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历史作用

<正>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决定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后又加派商部左丞绍英。9月24日,载泽等五大臣首途。载泽、绍英在北京火车站被吴樾炸伤。清政府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替绍英、徐世昌。12月2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启程赴日、英、法、比诸国,12月11日,戴鸿慈、端方启程赴英、德、意、奥诸国,分头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夏,除李盛铎赴比利时任外交官未回国外,其余四大臣先后归国。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作用如     

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

一、辛亥革命前夕蒙古社会形势1901—1911年,清朝政府在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年间,已处于岌岌不可终日的危机中.在外患日迫,国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的形势下,在清廷朝野上下,大造起要求拯救北部边疆危机的所谓“恤蒙实边”,”筹蒙殖民”等舆论.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与舆论的压力,为挽救其命运,于1901年开始在全国各行省倡行“变法图强”、“立宪新政”之后,次年,宣布取消曾维护了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对蒙古“封禁”政策,号召开放蒙古地区,大力推行“移民实边”的新政策.     

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对清末君主立宪主义的一个省察

清末的君主立宪运动 ,虽然被辛亥革命所切断 ,但它既是中国君主立宪主义的终点 ,也是中国整个立宪主义的起点。这场运动 ,其实可分析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和“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两条线索 ,其背后所依据的是两种颇不相同的立宪理论 ,但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情势之下 ,在政治文化的传统语境之中 ,二者之间却有着一种共同的逻辑 ,而这其实又在迄今为止我国立宪主义的全部展开过程中 ,投下了深长的暗影。     

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江苏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主观上反对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控制革命并促进革命在全国的成功;在"二次革命"时背离革命,加速了"二次革命"的彻底失败.江苏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的政治活动,加速了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但在辛亥革命后支持袁世凯则埋下了帝制复辟的隐患.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辨伪

《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转载吴健吾等编《徐锡麟事迹》附录二所收《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一通(以下称“函件”),说者谓此系“研究起义的策略问题。这是他们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徐锡麟“所谓‘供’词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云云,当然是一种权变之计,转移清政府对孙     

杨寿楠与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兼论两路考察团考察成果的不同来源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学界予以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研究存在着忽略考察团随从人员的缺失.杨寿楠为载泽一路考察团随员,担任总文案之职,在考察途中负责拟定"考察各国大略"奏折.归国后,杨寿楠又负责组织编订考察书籍,并屡次得到载泽授意代拟奏稿.通过对杨寿楠参与载泽一路考察团的个案分析,可以肯定载泽考察团各类奏折、著述的撰成,实为考政大臣与随从人员实力考求、协同作业的结果,与端方、戴鸿慈考察团找人捉刀代拟奏稿、考察报告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以往笼统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为走马观花之举的看法需要修正.     

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人吗?

一、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谈起 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评价蔡锷时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之一。有的同志正是从这个关系中引出了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的结论来的。张振鹤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蔡锷》一文中说:“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予同情和赞助”。而周发增在《中国近代史知识·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则直接说“立宪党人蔡锷”,把蔡锷完全看成是立宪党人。     

李大钊的民彝政治观

辛亥革命以后,对于怎样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一时众说纷纭。康、梁等戊戌改良志士主张先(君主)立宪、后民主(共和);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坚决主张先摧垮专制政体,建立民国,再通过“训政”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养,最后“还政于民”。结果,前者因封建统治者的顽固而失败,后者因北洋军阀的强暴而流产。究其     

《悲佃篇》性质质疑

《悲佃篇》是刘师培在辛亥革命前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15号上。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把它作为革命文献看待。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将它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作加以辑录,李时岳《论光复会》一文甚至称赞:“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关于土地问题的一篇最精彩的论文。”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从表面上看,《悲佃篇》确实是很“革命”的。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清末立宪在君权体系下接嵌西式民权制度,在政权形式上是一次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其蓝图与模型主要是《明治宪法》及相应的法政理论。《明治宪法》以尊崇天皇为基底,由此产生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国体”与“立宪政体”的分立与纠缠,本质上是君权、民权紧张关系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根据明治立宪模式探索改制路径,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持续引发中国的“国体”属性和“国体”“政体”关系的激烈争论,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互动的“国体”“政体”观念和主张。清廷试图模拟《明治宪法》,以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统摄立宪政体,立宪派则有意淡化君主国体的君权色彩。在汪精卫提出立宪以变“国体”为前提后,杨度甚至声称君主国体亦可由国会总揽统治权,与民主国体无异。清廷固守君权,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权诉求愈发冲突对立,改制困境日益凸显,预示了革命的必然。     

元曲等文学词语例解

元曲和《水浒》中有不少词语的含义与今语大不相同,兹将读书所见集录、例释如下,供参考。所录的词语今义易懂,不再作解释。二四:放刁、耍赖。《元曲选》:《气英布》三折:“我不认得你刘沛公!放二四,拖狗皮,是不回席!”(以下曲目未注明出处者,均出于《元曲选》董《西厢记》二出:“当初遭难,与俺成亲事;及至如今放二四!”兀刺靴:马靴。《渔樵记》二折:“直等的蛇叫三声狗拽车,蚊子穿着兀刺靴。”上盖:上衣外罩。《神奴儿》一折:“与孩儿做领上盖穿。”《百花亭》一折:“我便与你换上盖也。”     

《诗经·邶风·击鼓》本事新证

在辨析前人对《诗经.邶风.击鼓》本事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重点考察了“平”字的用法,认为“平”在此诗为“联合”之义;其次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考察了鲁隐公四年卫国“城漕”的可能性。由此认为,《击鼓》产生的本事是:鲁隐公四年(前719年),卫、宋、陈等诸侯第二次讨伐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