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一妻多夫制婚姻研究

藏区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婚姻形式,即一夫一妻制、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卓桑婚、多夫多妻制和外室等。文章从历史渊源、宗教、文化、经济和环境五个方面分析一妻多夫制婚姻在西藏长期存在的原因,认为如果不加大法律对这一婚俗的约束力度,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持续存在。     

从空间角度论一妻多夫婚姻家庭--以佳碧村为案例

德钦县佳碧村是一个目前仍然存在较多一妻多夫婚姻的村庄,通过对该村所进行的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村民们对其所居住的生态环境的认知,即他们对生境空间尤其是生计空间的划分和利用与婚姻形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时这种关系和相应的经济收入的分析和统计说明,无论从生计空间的占有还是从经济收入方面看,一妻多夫家庭都远远胜于一妻一夫家庭,这就是一妻多夫婚姻形式存在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对我国刑罚正当性根据的反思

刑罚的正当性根据是刑罚基础理论中一个重大基本问题,贯穿于制刑、量刑和行刑整个刑罚制度运行的始终。关于刑罚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历史上曾出现了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之争,以及以后出现的调和二者的折衷论。文章在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兼顾中国法律传统和实际,提出以折衷刑的见解来解释我国刑罚的正当性根据是符合我国的现实价值取向的,进而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完美结合。     

西藏丁青一妻多夫探秘

在当地人的观念里,一妻多夫是最理想的婚姻形式。几兄弟共娶一个妻子,家庭财产不会分散收获虫草的季节尚未结束,热心的乡长能为我们找到的采访对象非常有限。先是一位生活在一妻多夫家庭中的丈夫甲,妻子和丈夫乙丙丁还在山上采虫草。由于考虑到我们的核心话题应该是女人才能解答的,乡长便爽快地将我们带到拉珍的家。     

藏族民间故事中的民俗文化

藏族民间故事分为书面记录的故事和口头流传的故事两种。书面记录的故事主要源于《尸语故事》 ,它自印度传入藏区以后 ,大部分故事已被藏族化、本土化 ,散发着浓郁的藏区文化气息。口头流传的故事有原始观念的古老和社会现象的记实。故事中的灵魂寄附观念、一妻多夫制、丧葬习俗等 ,蕴涵着丰富的藏族民间民俗文化     

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不同民族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我国各少数民族古近代社会存在的宗法制度,既有族权、父权、夫权、神权等各民族共有的内容,也有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本民族的特点。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不同民族特点,表现在宗族、家族制度与地域组织结合的不同形态,女性在宗族家族中的地位及其不同表现形态,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不同存在形态、多种形态的继承制度及其性质四个方面。     

犯罪参与体系:中国图景下的比较与选择

对我国大陆地区犯罪参与体系归属的证成需要从解释论与立法论两个维度展开。在解释论上,我国学界形成了"单一制说""区分制说"与"既非单一又非区分制说"三种观点。"既非单一又非区分制说"没有把握犯罪参与体系的本质,不具有妥当性。"单一制说"与"区分制说"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下均能够自圆其说,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论上,单一制与区分制的价值比较以犯罪论和刑罚论为核心。在犯罪论的功能评价上,二者平分秋色。但是单一制缺少规范化的量刑准据,难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就我国现实状况而言,采用单一正犯体系的效果弊大于利,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依然值得提倡。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述评——兼论勒菲弗尔“制控论”翻译思想研究现状

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是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代表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制控》中提出“制控论”翻译思想,认为改写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的限制。本文回顾了勒菲弗尔“制控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澄清了国内对“制控论”以及文化学派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对偶婚姻的均衡分析

通过动物繁殖和生存的经济学均衡分析后认为 ,繁殖和生存的边际产品转换率MRT♀♂ 在不同动物种群和同一种群不同动物个体的变化 ,可形成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 3种形式的对偶婚姻。人类不同形式的对偶婚姻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 (本能 )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适应(智能 ) ,也和动物婚姻一样符合经济规律。     

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

遗产、遗产运动、遗产体系、遗产学都是同一知识和话语领域老而新的问题。"老"者,遗产本身足以明之;"新"者,指遗产在现代遗产运动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且被赋予特殊语境中的"话语"特征。不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是特殊文化体系的表述性、展演性产物。因此,探索文化遗产体系也就成为现代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文章就遗产、遗产体系与遗产诸问题提出一些见解,就教于学术界。     

道德目的的多维视角

道德目的问题是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道德起源于"公""私"矛盾,也因此催生了道德目的之争,道德目的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道德目的是历史的、发展的,也是具有层次性的。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

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解释权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素质的普遍降低等。     

思维与实践：鲁迅文化选择的逻辑认定

思维形式是人类对客体及自身认识的方法,是人的思想借以实现的形式.鲁迅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还在于他为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一种具有现代素质的思维形式.鲁迅的文化选择包括价值判断和价值重构两个过程,因此,这就本然地决定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思辩过程,而是一个思想的实践过程."执着现在”成了鲁迅思维逻辑的主要时态,而且他力图把这种实践性原则作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导向和思维路线,实践由此成为鲁迅辩证思维逻辑系统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和最终运动目的.他与同时代人的思想斗争,不仅来自于思想内容上的不同,也来自于思想方式的差异.     

地域·文学·文化象征——“京派”历史与文学的再辨识

"京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作与北京地域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事实上,"京派"与北京的关系十分复杂,"京派"源于北京,深受北京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北京文化气质;然而,就文学流派的形成与文化意义而言,"京派"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成为内涵丰富、特征独异的文学与文化流派。因此,跳出北京看"京派",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京派"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黄祸论”的形成根源及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它的兴起,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现实的根源。它一方面反映了西方一些反华分子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自大狂心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西方列强为宰割中国、攫取一己私利而相互挑拨离间的丑恶嘴脸。这一谬论,严重玷污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毒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影响极其恶劣。     

网络文化境遇下我国中小学校道德教育的变革

网络文化时代的到来为我们营造了一种民主、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在拓宽道德教育内容、改善道德教育方式与途径、促进青少年自我发展的同时,又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中小学校的道德教育,造成青少年道德选择困难、学校管理难度加大、教师信息素养亟待提升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准确审视网络文化境遇下我国中小学校道德教育的弊端,深度挖掘网络文化对传统道德教育带来不良影响的根源,加强我国中小学校的道德教育内容、途径、管理等系统变革,构建适时性、针对性、有效性的中小学道德教育体系。     

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形态、危害及其治理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文化虚无主义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只有传统文化虚无主义这一种形态。而新时代的文化虚无主义,又发展出了革命文化虚无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两种新形态。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虚无主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危害,如消解中国价值、腐蚀中国精神、削弱中国力量等。因此,必须统筹谋划、整体推进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治理。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汉代西王母与东王公神话的历史考察

西王母的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文献,而西王母与东王公一并被祀奉则发生在东汉时期.东王公与西王母相会传说来源于战国时周穆王与西王母的故事.作为阴阳之神的东王公与西王母并祀后,具有长寿、富贵保护神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