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性论的社会政治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视角

人性论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先秦儒家从伦理和教化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讨论。汉代董仲舒一改先秦儒家人性善恶的理路,以天人关系立论,引"情"入"性",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性未善"、"性待教而善"的人性理论,不仅为王道教化提供了人性依据,而且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人性论展开了探讨,他的这一创举,深刻影响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融合和发展。     

共同的“人性美”初探

在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人性美”这种审美观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在阶级社会中,除阶级性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人性。有的同志一谈到阶级社会中人性的共同性,就“谈虎色变”,怕被人说成是搞资产阶级人性论。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必要的顾虑。在我看来,资产阶级人性论有两个特征:一是只承认人的自然属性,而不承认人性的根本点是人的社会性,二是把资产阶级的特殊的阶级性冒充为各个阶级共有的人性。我们同资产阶级人性论,当然要划清界限。不过,采取简单化的办法,根本否认阶级杜会中有人性的共同性,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人性就是阶级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说,这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毛泽东同志果真是这样讲的吗?让我们来查对和研究一下原文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     

孟子、荀子人性论之比较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自觉存在的理论形式,是对人本身的哲学认识。属于哲学形而上,人性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人性善恶问题则是先秦哲学讨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古代提出了许多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如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杨雄的性善恶混论。通过对孟、苟人性论的剖析,认识中国古代人性学上所达到的理论深度。     

批判与超越：康有为人性论思想新解

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中,人性论问题依然是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由于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原由,人性观念也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康有为在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从人性本于自然、何为人性、人性平等与学的关系、人性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超越了传统的人性论思想.其人性论不能片面的界定为自然人性论,而是自然人性论和道德人性论的统一.     

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人性原则探寻

我国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人性原则研究甚少。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应该是囊括了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德性主义三大思维原则的人性论。他的自然主义人性原则是理性主义人性原则与德性主义人性原则建立的基础,在其人性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人性原则为他的人性论、伦理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老人性论思想探赜

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人性问题发轫于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先秦儒道两家的人性论思想影响较大,其中孔子开创了以仁为核心内涵的人性论思想,老子开创了以朴为核心内涵的人性论思想。不以善恶论人性是孔老人性论思想的典型特色。孔老在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和教育等很多方面的论断都需要其人性理论的支撑。孔、老对待人性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其对待礼乐、教育持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态度。     

论人性和阶级性

<正> 什么是人性?人性和阶级性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共同的人性?它同现实生活又是什么关系?这都是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六十年代前后,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根据我国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基本上消灭了阶级,提出了我国社会存在着共同人性的问题。这个本质上正确的观点,不但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反而被宣判为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而加以挞伐。从此,人性问题就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谁敢     

孔子人性论新探

人性论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孔子作为儒家思想开创者,他的人性论思想到底是性善、性恶、中性等,学者们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从语言文字本身出发,并结合新近出土的儒家文献,可以看出:孔子对人性的看法是中性的,《论语》中出现的两个性字,分别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无善恶之分。     

西方近代抽象人性论的哲学基础

我们通常把近代哲学的各种人性理论概括为抽象人性论。导致抽象人性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思想内容上的,也有思想方法上的,而更为根本的、深层的原因则是在人的理解原则上的知性逻辑的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对近代哲学抽象人性论原因的追问和分析对理解马克思人性理论变革和哲学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性论对契约论的深刻影响——洛克宪法理论的逻辑进路

通过对洛克宪法理论的逻辑进路进行梳理,可以探知洛克的人性论对契约论存在深刻影响。洛克的人性论包含两个方面:人性全然无能为力的堕落;人仍然保有良知和道德。他由此得出,自然状态存在缺陷,需要让渡自然权利形成政府。人性的堕落决定可让渡的自然权力内容,人仍保有良知则决定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内容。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道德自我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哲学基础

如果对西方的现代人权理论作一番历史考察 ,就可以发现现代人权论的哲学基础是儒家哲学的人性伦理或德性伦理。由儒家的德性伦理转化成普遍化的人权伦理经历了八个步骤。以此为基础 ,考察现代西方人权、民主思想之根源与发展 ,就可以确定西方 17— 18世纪的人权思想实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我们论述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 ,离不开儒家人性论、德性论这个起点。据此 ,应重新认识儒家德性伦理之发展动力与人性社会思想 ,并应以全球的眼光来掌握儒家思想丰富的资源 ,同时面对当前人类的处境 ,建立一套具有人性伦理内涵的包括整体伦理、经济伦理、民主伦理、教育伦理和科技伦理在内的现代人权伦理 ,以此解决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大社会问题     

孟荀人性论之比较

孟荀人性论之争由来已久,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被很多人视作中国哲学史上截然对立的两家有代表性的观点.孟子道性善,而荀子主性恶,这两个表述迥异的观点是否真的水火不容?他们观点中到底有没有相通之处?其理论归宿又有何相似之处?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对其人性论之争进行深入思考,做出比较和分析.     

人性反思及再造的伦理方向

人性是伦理拷问的起点和时代性重建的基石,当代伦理探索需重新检讨理性人性论、心理人性论、道德人性论的认知失误,重建人性论思想及方法.人性是人以自身之力勇往直前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朝向,并必然因生而利、由利而爱.所以,生己与生他、利己与利他、爱己与爱他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动静相生的人性方阵.人性作为人生存在的原动力,其向生存领域敞开必然生成懒馋贪或勤俭智的双重利欲态势.这一双重利欲迭向对立统一状态,就是适度,就是善美.与适度相反,逾度就是恶丑,也因失真而假.由此,以平等为准则、以自由为原理、以民主为平台、以教育为社会化方式,展开时代性的人性再造,既为必要,也成可能.     

天理与儒家人类本质论

传统儒家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是人性尤其是仁义之性.传统儒家的人性论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人性概念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发展为天理概念,人性论转变为天理说,理学家用超越的天理来定义人的本质.理是普遍而永恒的实体,是超越的存在,这个超越实体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自然好恶行为.自然的好恶行为是产生于人心或人性的自然活动,这种自然行为在超越天理的主导下转变为超越性行为,并因此而成为人类的本质性行为,人从自然物转变为依据超越天理的人.     

“人是什么”还是“人是谁”--海德格尔的人之问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理性主义的抽象人性论是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对人性的基本认识。以此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教育倾向于把学生看作是具有相同的理性本质,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和独特性;海德格尔认为对人的存在的提问方式,应该从“人是什么?”转变为“人是谁?”;海德格尔的人之问对教育产生的启示就是:教育应该以学生的存在为中心。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浅析韩非子国家治理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韩非子认为人性自利是自然现象,反对对人性作出善恶评价,跳出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窠臼。因此,人性的拯救不能靠道德教化,而是要"顺性因情"、利用人性的自然趋势,因势利导,把人性的自利导向于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方向。韩非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分殊,投射到政治上,就产生了德治与法治的差别。韩非子的人性论与治理思想虽然总体上已经早已不适应封建时代后的政治环境,但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     

略论二程的人性论思想

二程(程颢、程颐)从唯心主义理一元论观点出发,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人性理论。特别是关于“性即理”的基本命题,一方面把人性论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另一方面又奠定了伦理哲学的理论基础,天理论、人性论、伦理观融为一体,从而使理学思想体系愈加完备。本文拟对二程的人性论思想作简略的评介。     

普遍性与具体心：论董仲舒的人学观

心、性概念皆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董仲舒的人性论分为广义人性论和狭义人性论：狭义人性论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是性,它是对人的普遍本质的理解;广义人性论认为情也是性。这样,从广义人性论来看,人性是善恶混杂的、未成的气质之物,它是生存之本。同时,从具体存在的角度来看,生存之本是心。心不仅有善心、仁心,而且也有否心、坏心,心也是善恶混杂的气质之物。心性二者同作为生存之本,所指相近,性是普遍性存在,心是具体存在。但是在早期儒家那里,二者皆含气质,各自性质并不纯粹,相互之间区别并不鲜明。性本论突出了生存的普遍性特征,心本论突出生存的具体性特征。具体性存在表现为人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行为方式便是教化。教化即感应,教化不仅表现为具体人心的活动,也离不开普遍本性为条件。由人心所引发的教化与天然的普遍人性相结合才能成人。人性论表现了董仲舒对人的普遍存在的认知,而人心论更偏重于具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