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浪漫派的“哲学观”

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理解为"Sophia",它不但是一种洞察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知识(即科学),而且是一种能够贯穿理论和实践的能力(即智慧)。康德为哲学规定的主要任务是"Kri-tik",即借助于理性而对现存一切事物进行审查和反思,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科学、智慧及其统一则被康德看作是一个只能无限趋近的理想。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影响下,以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德国浪漫派一方面主张哲学应当克服时代精神的分裂状态,回到古典的无所不包的"Sophia",另一方面又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哲学自身。在施莱格尔看来,哲学的任务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不断提问的过程。这种观点被后来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继承,在实际上加剧了哲学与科学(智慧)之间的分裂。相比之下,诺瓦利斯并没有把"答案"与"提问"绝对对立起来,他认为,个别哲学遭遇的困境应该在一种"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中遭到扬弃,而这个思想恰恰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的理想达成一致。     

新神话的祈盼:现代危机的克服之途——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一个美学向度

新神话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一个重要美学向度。浪漫派先哲试图创造出一个新神话,在理性与信仰、知性和诗性、逻辑和想象、理想和现实等之间做一个协调,作为现代危机的克服之途。浪漫派的新神话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诗,将来之神是新神话的诗意目标。浪漫派的新神话观有着重要的哲学背景和历史传统,通过对其产生的时代语境、理论内涵、哲学背景和历史传统、贡献和局限的考察对之做一系统审视,试图明晰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这一思想向度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浅谈“启蒙”的概念——读《启蒙的辩证法》

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因此,启蒙走向了自我毁灭。从康德到霍克海默,“启蒙”的概念的发展代表着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施莱格尔浪漫主义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

施莱格尔早期哲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首先,他批评现代文化坚持分析性和反思性的理性原则,导致自然的祛魅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后,他又对现代的理性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将理性反思转化为浪漫诗的反讽,既保持了理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又将这种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让本真的自然得以不断显现的积极的力量。在以反讽为原则的浪漫诗中,自然不再是一个由量化的、分析性的理性建构出来的僵死的物质集合,而是恢复为一个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实在。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观念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截然对立,既批判现代世界的分裂和异化,高扬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同时又意识到,人类必须通过与这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的分离,才能最终在人的理性和所有其他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的状态。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启蒙的三重困境与马克思的超越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从马克思理论与启蒙理论本身的碰撞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启蒙的批判和超越集中在三个方面:启蒙的"普遍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如何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寻找到了一条把人从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启蒙的"主体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作为客体的货币、资本成为主体,马克思通过对于货币获得实体性的存在并成为主体的揭示和对于资本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地位的批判,试图在斩断资本之链的意义上使得人重新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启蒙的"理性论"困境主要表现为理性自由的丧失和理性同一性与资本逻辑的同构,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作为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达到对于启蒙理性的超越。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

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后现代哲学的重要代表罗蒂,试图清除西方启蒙理性形而上学的地基,在当代为西方启蒙政治理想替换更加实用的新地基,以阻止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启蒙政治理想根基及整体的动摇,尤其是要重点阻止“马克思的幽灵”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的强力批判,进而实现其希望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并因此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批判发生理论碰撞.罗蒂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也有所认同,其有限肯定主要是体现在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中.但其有限肯定是为了根本否定.从根本上说,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与马克思现代社会政治哲学是异质性的,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也是相悖的.     

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

《启蒙辩证法》指证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蕴含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从而使得作为神话"祛魅"之进步观念的启蒙理性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滥觞":启蒙理性成为非理性.《否定辩证法》旨在以概念的非同一性消解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困境,洞穿了启蒙理性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秘密.《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辩证法》之真正的逻辑承续,这种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提示为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而其哲学根基就奠基于抽象的同一性原则.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论马克思哲学对启蒙的扬弃

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理解马克思哲学需从其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角度出发。马克思对启蒙的扬弃立足于三个层面:以全面整体性地超越"当代现实"扬弃了启蒙哲学对现代世界的论证;以实践活动或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扬弃了启蒙的理性自由原则;以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统一的历史科学扬弃了启蒙唯一信赖的自然科学方法。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及其思想史意义,进而敞开其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对话,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得以凸显。     

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它不仅是理论理性的知识论概念 ,更是实践理性的本体性概念 ,二者之间构成了内在张力 ,贯穿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之中。康德哲学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 ,是理性与非理性 (或超理性 )的矛盾统一 ,正是这种张力 ,推动着康德哲学体系的运转 ,而“物自体”是其轴心。康德对“物自体”的设定在于批判先验实在论 ,使人回到现实的经验世界 ,同时启迪人们从经验世界走向理想。而这都必须在实践中达成。康德哲学由此实现了知识与人文价值的结合 ,知识向人文价值的转化和生成 ;从而端正了西方智力思维的运思路径 ,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营造人性的生活世界指明了方向。     

神话的启蒙与启蒙的神话——关于一部"哲学断片"的若干断想

正式出版于1947年的《启蒙辩证法》是在1944年油印本的基础上增改而成。作改动的地方不仅是书名及文题,也体现在对文字的润色和内容的调整上。这些变动反映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有意疏离以及由意识形态批判向总体性"终极揭露"批判范式的转换。在《启蒙辩证法》中,法西斯主义的"事实神话"是研究的起点,而叙述的起点则是"启蒙",同时,为了阐明启蒙的衰退,作者又回溯到历史上的神话。所以,《启蒙辩证法》不仅存在着启蒙与神话的纠缠,而且存在着现实神话与历史神话的纠缠。《启蒙辩证法》既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关于启蒙自身具有内在缺陷的观念,又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名及其表现方式,但是,"启蒙辩证法"却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根本不同。启蒙理性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有待完成与提高的开放形态,而是呈现出一种无可救药的结构性衰竭与失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这种态度更戏剧化地表现在他们对康德道德学说所作的萨德化理解上。因此,《启蒙辩证法》不仅是后黑格尔主义的,也是后康德主义的。     

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人类通往生态文明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觉悟

控制自然的观念源自培根世界观的影响,是文明发展进程中呈现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现象,它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性转换奠定了合理性基础和"道德神话".对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进行纠偏或矫正,是对人、理性和世界概念的质疑,最终是对现代文明发展方向进行的一种伦理掂量.控制自然还是遵循自然的问题关涉到一种更为深刻的伦理觉悟.罗尔斯顿关于遵循自然的意义分析包含着明显的道德哲学诉求.与"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及其解体相对应,"遵循自然"的道德哲学意义表明人、自然、世界和理性概念的重新奠基.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哲学转变是文明转变进程中的一种伦理觉悟.     

卢梭与中国哲学

卢梭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激烈的批评,但其实却是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中受中国哲学影响最深的人。他所理解的"真正的哲学"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良知先于理性,主张返求诸己,明显具有孟子、陆王心学的特征;二是自然优于文明,主张返璞归真,具有鲜明的道家哲学特征;三是"努斯"高于"逻各斯",表现为诉诸情感的自然神论信仰,以及既把人性本善作为其"公共意志"论的理论基石,又讲"圣人神道设教"的"代神明立言",亦具有某些中国哲学的特点。在20世纪的"启蒙反思"中,斯宾格勒批评卢梭毫不理解天地间的真"生命"(life)和大"气运"(destiny),是只知运用"冷静的头脑"而空谈抽象理想的"脱根"(uprooted)之人,未免不着边际。     

绝对的意义归于何处?——霍克海默的宗教诉求及哈贝马斯的批判

霍克海默对宗教的诉求是其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了宰制自然、社会和人的片面的工具理性,而启蒙辩证法则证明启蒙非但没有把人从野蛮和宰制状态下解放出来,反而使人重新进入新的野蛮和宰制之中.面对工具理性和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对现实的人类解放丧失信心,转而诉诸宗教,将批判理论与宗教结合起来,用绝对为真理和道德提供保证,给处在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哈贝马斯揭露了霍克海默宗教观的片面的理性基础,消除了霍克海默宗教立场的二元性,并且力图从交往理性出发拯救宗教的规范内涵.     

哈耶克自由保守主义言说的政治解放评析 ——兼批哈耶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偏见

哈耶克自由保守主义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实质一致,为建构适应现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进行主观取舍与重构。他继承所谓"真正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批判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即"伪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同时错误批判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哈耶克从批判理性建构主义出发,反而走向对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重新建构,也属于"理性的滥用""致命的自负",正是卢梭、康德等近代政治哲学理性规划的现代版,也正是马克思在19世纪以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已经批判并超越的近代启蒙政治解放理论的现代翻版。     

从传统之“士”到现代“知识分子”:也谈鲁迅的“立人”

文本试图以"立人"概念的重新阐释为突破口,尝试将鲁迅研究与当代中国重大思想问题进行关联。"立人"在鲁迅那里并非抽象的概念论式建构,而且具有相当的实践性。既往研究更多关注启蒙从传统烛照下的"立人"理想,但很少追问如下命题:立什么人?知识分子还是土俗世界庸众?人是否可立?是制度设计上的完善会产生新人还是有了新人才会有制度设计上的完善?本文认为,"立人"在鲁迅那里并非一种形而上的充满文艺腔的理想,而是充分预估了"人"之多样性、复杂性基础上的有限度的行动。这种由下至上并充分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思想方法是对启蒙及知识分子主导的其他理想色彩鲜明行动的纠偏,亦是今后鲁迅研究应当注目的方向。     

尼采的神话观与现代主义神话叙事

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创人之一,尼采在其悲剧的起源和历史的研究中,摈弃了德国浪漫派试图利用神话恢复有机统一性的观点,提倡以酒神精神抵抗现代科技文明和理性带来的人力孱弱和颓废困境,以期唤醒和恢复作为人类生存本质的强力意志.而现代主义也从神话中找到了现代理性批判这一契合点,使神话叙事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显要特质,发挥着其在现代语境下的隐喻和救赎功能.尼采的神话思想对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回归产生了一种启示作用和预见性影响,在促进神话的现代书写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使现代文学中的神话回归得以产生一种哲学内涵和意义.     

从维柯到康德:前马克思时期的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发轫于18世纪,首推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质疑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时,维柯在《新科学》用"人类的形而上学"或者"人类心智上的形而上学"概念,以对抗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创立了事实上的文化哲学。此后的康德认为,理性胜利的思想要远远高于只关心人的自然生存的本能。自然本身不包含人类事业的理性构造,达不到真正的"人"的目的。使人从自然物过渡为一个理性物的中介就是文化。康德关于文化的思考是从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着眼的。康德的文化哲学理念是以人的社会性(类特性)为中心的。18世纪是"文化史观"的世纪,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接受文化过程对人的形成意义,以及如何使之更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