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慈善组织商业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为例

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是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激进投资的典型案例,它促使人们再度思考慈善组织商业投资的必要性,同时它也反映了慈善组织商业投资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立法保障、文化理念以及监督系统各层面的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完善相关法制建设,通过多渠道保证社会公益为本,建立权威的行业监督机构。     

慈善法制的当下问题与完善路径

<正>中国慈善法制的当下问题1．公民慈善的实施困难公民慈善的实施困境源于根据以《公益事业捐赠法》为核心的原有慈善立法之规定,公民既无权直接开展慈善募捐等活动,也难以间接通过成立慈善组织进而开展慈善募捐等活动,换言之,公民慈善实施困境实际上包括了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公民慈善募捐的困境。《公益事业捐赠法》是以“捐赠”(而非募捐)为核心展开立法,并将公益(慈善)捐赠做了特殊界定,而基于以上对公益(慈善)捐赠的界定,公民虽然可以成为捐赠者,但却不能成为受赠者,更不能成为募捐者。究其原因在于,《公益事业捐赠法》的上述界定表面上只限定了受赠者的范围,即包括了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公募基金会)和事业单位,但由于受赠者获得捐赠只能通过主动募捐或被动接受两种方式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受赠者的范围较之于募捐者更宽,而上述界定对受赠者范围的限定实际上也就限定了募捐者的范围,即唯有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可以成为募捐者,公民则被排除在募捐者之外。⁽(1))     

利用公益创投促进公益组织发展

公益创投是近年来国际流行的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新形式,它将资本市场的创业风投理念引入慈善领域,充分调动企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帮助中小型公益组织提升能力。近年来,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公益创投逐步引入我国,在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公益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要概括了公益创投的特点,对国内开展公益创投的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就如何推动公益创投在我国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操作性的建议。     

我国建立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基本构想

慈善组织的认定是慈善立法中的基础性问题,是慈善组织享有"慈善"字样冠名权、免税资格和募捐资格等的前提条件。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目的是将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其他非营利组织作相对清晰的区分,促进慈善组织实现其慈善宗旨。     

慈善文化进社区：意义、挑战与路线图

慈善文化进社区是将慈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培养人们慈善习惯的重要举措,也是社区建设的应有之义。慈善文化进社区对弘扬慈善文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于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慈善文化进社区适应了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能够起到连接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区、社区与社会的作用,从而促进普遍信任的建立、社会资本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慈善文化进社区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包括社会原子化倾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教育不完善和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欠缺等。通过组织慈善活动等非正式教学的方式、志愿储蓄银行、社区慈善超市、成立社区基金会、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发展社区学院和出台详细的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等途径,多管齐下促进慈善文化真正进入社区、深入人心。     

中国基金会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及其治理

基金会系统是接收社会捐赠最多的慈善主体。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一个重要载体，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基金会是混合组织，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资产管理逻辑)是基金会的底层逻辑，普遍影响各种类型的基金会运行。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形成了差异性的特定逻辑。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剖析基金会底层逻辑和特定逻辑之间的冲突，有利于捋清困扰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漂移、基金保值增值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不同类型基金会的影响，进而从制度环境和组织层面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     

美国现代慈善兴盛的原因及启示研究——基于文化的视角

慈善在美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一种利他行为,同时也是一项伟大的公益事业。美国现代慈善之所以如此发达,根本原因在于其各类组织、基金会、团体、公司及个人的积极参与,而促使美国民众参与慈善事业的源动力在于其文化根源——宗教、财富分配观、志愿者精神、个人价值的实现等,这些对于美国人慈善文化及慈善理念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在慈善文化的推动下,美国的现代慈善才得以兴盛,使其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加快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对于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缓解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整合,促进“小政府、大社会”的实现,以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改善社会风尚等都极为重要。对制约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公益意识薄弱、公益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不顺及相关制度缺失或不完善等问题,应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非政府组织从传统恩赐向现代治理的转型

中国大陆的慈善组织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因为中国慈善组织尚处于从传统恩赐向现代公益转型的阶段.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家长式等级慈善组织不断解体,具有现代治理功能的公益组织不断涌现.培育现代公益组织需要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组织资源,批判地破收发达国家的公益组织治理经验,发展现代公民社会,为现代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浙江省慈善市场规模、结构及组织绩效研究

慈善事业是社会第三部门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其运行的基础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本文以浙江省为样本考察了该省2006-2010年的慈善市场总规模以及慈善会、红十字会和基金会三大慈善组织系统的筹资、援助市场规模、市场份额与援助比重,并用TOP-SIS法对这三大系统的运作绩效进行了评价。数据反映浙江省的慈善市场规模呈持续快速增长,慈善会和基金会系统合计占据了约90%的市场份额,组织绩效评价的结果显示基金会系统的资金运作绩效最高,慈善会系统第二,红十字会系统最低。     

公益组织传递慈善之利的条件——以晋江慈善总会为例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发挥着传递慈善之利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条件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晋江市慈善总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做强了慈善品牌，提升了慈善工作的影响力，发挥了慈善的积极作用；做大了慈善基金，提高了慈善项目的救助能力，最大限度地配合了晋江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救助工作，促进了社会和谐。     

中国互联网公益同心圆的建设与发展

互联网等技术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拓展第三次分配路径、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可能性,党和政府积极借助技术力量,着力在公益募捐、透明度提升、健康慈善文化营造等方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互联网公益同心圆。在这个公益同心圆中,党和政府、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志愿者等在网上网下密切互动、共同发力,通过不断提升主体间一致性、发挥各主体多样性,促成了互联网公益多元主体集体行动,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实践。     

论企业慈善行为的意识形态支撑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上形成的思想观念。社会中的任何团体,都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用以认知周围世界及团体本身,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企业的慈善行为也不是凭空无根的,它同样有一套意识形态体系。文章正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支撑企业慈善行为正当性的最主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进行探讨,分别从东西方传统慈善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慈善资本主义、创新资本主义四个方面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企业捐赠、公益营销、创建企业基金会、公益创业等一系列企业慈善行为的演进历程。     

慈善组织利益输送交易的法律规制——国际经验与借鉴

慈善组织的治理与商业公司本无本质不同,因此同样会发生利益输送行为,而由于特有的财产权结构和市场环境,对慈善组织利益输送行为的治理不能完全照搬商业公司治理利益输送交易的规则。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慈善组织利益输送的治理规则。我国正在进行的慈善立法应当充分借鉴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的相关经验,对慈善组织利益输送交易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和界定,对可允许的利益输送交易规定明确的程序和实体规则,并对违规进行的利益输送交易设定严密科学的责任追究机制。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

新时代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治理吸纳慈善的核心是国家汲取能力，国家汲取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公益慈善事业中，公益慈善组织正从以往分类控制体系下发挥拾遗补阙作用的角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汲取能力也通过治理吸纳慈善得以体现和深化。汲取资源的范畴突破了传统资源观的局限，逐渐向意识形态、行政管控及战略资源领域延伸。在治理吸纳慈善下，国家与社会达成了深层次的合作与嵌入关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吸附、行政监管及战略资源的运用有效地汲取了社会资源，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战略位置也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促使那些相对独立的草根组织发生了新的转向：回归社区、回归志愿者的自组织、回归传统慈善以及让商业和企业家担负起自己的公益使命成为民间公益转向的重要形式。     

培育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经验与思考——以江苏省海门市“乡村慈善基金会”为例

近年来江苏省海门市在推进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认同和践行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乡村慈善基金会"成为海门市乡村文明品牌的靓丽名片。海门市"乡村慈善基金会"在建设过程中注重精神引领,使崇德向善成为风尚;建立"乡村慈善基金会",使友善理念入脑入心;重在实践,用友善撑起一片蓝天。海门以"乡村慈善基金会"推进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活动的开展,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以"乡村慈善基金会"为载体,渗透和传扬社会主义"友善"理念;注重榜样示范引领,放大"乡村慈善基金会"的"友善"效应;注重宣传,努力营造友善互助、扶危济困的社会氛围;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鼓励群众努力向善;创新运行和保障机制,促进"乡村慈善基金会"的长效发展。     

中国慈善立法:历史、现状及建议

中国慈善立法,从历史到现实都已有实践.历史上,民国政府有过三十余年的慈善立法实践,颁行了一系列关于慈善团体监管、慈善捐赠与褒奖、慈善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继受与移植兼容、鼓励与控制并行的两大特点.现实中的慈善立法实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地方政府出台若干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已无法适应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开展慈善基本法立法.新的慈善基本法迫切需要处理好基本法与其他各部门法关系;明确慈善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理顺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等.在立法内容与方式上,要从理论上弄清楚“慈善”的概念和基本定位;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吸纳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应实行开门立法,打破依靠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局限,让慈善基本法立法公开透明,让公众参与.     

试论美国慈善组织监管机制

近年来,慈善组织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是由法律、政府、公众及内部自律等要素综合力量实现的,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处于尚未成熟阶段,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其现状会影响到慈善事业发展的整体状况。文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方法,逐步完善我国慈善组织监督机制,以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在法治的轨道内健康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