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几个问题

赵利民撰文《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几个问题》指出,国内外对中外文学交流的研究已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但无论是从资料的发掘、研究角度的切人、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新的文化视野下,中外文化交流有着更多更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艺术。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的困难给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时,创造性叛逆往往成为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选择。创造性叛逆既可能造成译本在新的接受环境中增值,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原作文化信息的失落。得失之间,恰好凸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学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双向迁徙(出国和归国),加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对外联系,并开启了战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方式。而战时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开展,对外国文学译介质量的提升,反战层面上的中日文学交流等,都拓展着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世界战争所沟通的人类基本情感,使中外文学交流有可能进入一种更宏大也更具体性的空间;交流不仅是了解对方的传统,更在于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及其文学,这使得战时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一个部分;战时文学交流也是一种自觉的双向行为,中国作家由此有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文学的自信和自觉,这些都使得中外文学交流成为战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

文学中的区域因素是指文学中的区域文化特色,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区域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控制程度以及文化发展选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文学和区域文学是其典型代表。当代区域文学研究应该从行政区划的现实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固有的规律。这既可以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也为文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重庆文学因其行政区划的几经变迁,成为中国当代区域文学研究的典型个案。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外文学关系编年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编年史类的著述,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建设工程,也是我国人文学科前辈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它既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学科进一步可持续拓展的重要基础.因为它能使大量原本纷繁复杂的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料,经过系统的整理编排,呈现清晰可辨的脉络,为研究者深入探讨某一时段的文学与文化交流问题搭建一方宽阔的时空平台.由于在归纳文学交流发展现象、探讨文学交流规律、创新学术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方面提供了大量原创性成果,所以有助于填补学术空白和提升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层次,有可能为中外文学关系史学科的成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同时,学术性与工具性相结合,既保证了所有的编年内容都有据可查,又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中外文学交流史发展进程,将编年史视作文学交流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发挥其在多国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优势,其多重功能将给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者提供诸多便利.梳理相关史料,呈现数百年来中外文学双向交流的行行足迹,既适应今后双向文学交流的需要,也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供史实基础和经验总结,因而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此类著述具有较高的引用率,会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几点理论思考

从历史看 ,老庄玄学给予文学的影响 ,主要是把文学引向自身 ,引向心灵 ,引向审美 ,促使人们自觉去认识文学自身的特点规律 ,促进了文学理论思维的提升。要确切地了解中国文学的特点 ,就应该研究老庄玄学的影响。玄学影响文学 ,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 ,这种中间环节 ,主要是士人心态、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玄学影响文学 ,总是和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其他因素交织综合在一起 ,唐宋以后 ,特别是和禅宗思想融合在一起 ,共同影响文学。要研究玄学与文学 ,就要进一步研究玄学与禅宗的关系。了解这一点 ,我们对它的面貌的描述、理解就会更准确一些 ,更生动一些     

民国体制与民国中西诗学交流

正学界在研究民国时期的中西诗学交流问题时,大多会进行个案研究,也就是选择民国时期在中西诗学交流史上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团体、中外学者和作家、诗人的文学活动来进行爬梳和探讨。这也势必形成一种片面的印象,即民国时期的中西诗学交流似乎大多数都是属于民间行为,是由民间的各种文学团体、文学协会或文学个体自发自觉地组织进行的活动,从而使研究者在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影响研究

在“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就不能局限于单一文化的眼光,要积极开展跨文化的多维对话,在不同文化双向往来和互相认识中互补互动;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中国文学被“异”文化吸纳、接受的事例,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镜”,对推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总体中的对话,有直接和积极的意义。     

论文学接受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文学接受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非理性作为人的精神层面的一个方面也要参与到文学接受的过程中,而在以前的文论与批评中,常常忽略或把它看成一种不合理的文学接受的方式,认为它只是在某些非理性主义的文学类别中存在.这样一些认识显然不合乎文学接受的事实.本文从对理性的剖析入手,揭示文学中的非理性的表现,同时对文学接受中的非理性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并认为非理性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层次,应该被理解为文学接受中的一种常态,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理论对文学接受的一种基本方式来看待.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之一)

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在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研究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就必须要研究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互动,因为文学是社会文化这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互动离不开文化的参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不仅积极参与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而且还构成了二者互动交流的主要互动方式.     

文学生产-消费问题中的问题

文学生产-消费是文艺学中的一个或者一对重要问题,而它作为问题并不是因为它的现象层面的存在,而是这种存在在文学中产生了新的阐释的需求。作为社会分工之后的文学,它有生产-消费的问题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而之所以在古代不这样看待,往往有着伦理因素,人们需要有一爿脱离世俗生活指标的净土,而从社会统治角度看,回避或淡化文学的生产-消费特性有利于文化管制。文学的生产-消费特性不只是文学现实的一种功能的体现,而且它也是文化的再生产的一种属性。文学生产-消费是一个连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它对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笔谈

主持人语:理解和阅读城市,需要从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开始。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城市的社会风俗人文信息及其发展变化,而且也是传承和发掘城市优秀文化、塑造和展示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与增强市民认同感、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手段。当前,天津文学创作及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天津文学史》的出版,首次绘制了天津文学发展流变的全貌,为天津文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津味文学与城市民俗文化,地域文学的文化精神、文化意义、文化功能、文化共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展开研讨,以期在文学与城市的视野中探索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独乐精神与诗意栖居——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与洛阳城市意象的双向建构

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开辟了城市文学的一个新方向、新思路,即不再是对于城市的排斥、贬低,不再是将城市视为与田园相对立的、与理想相排斥的空间,而是从积极、肯定和赞赏的眼光去书写城市.司马光的城市文学叙事,十分自觉地、有选择地接受着洛阳城市文化的影响,感受着洛阳城市文化的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同时,他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也在自觉与非自觉地参与了洛阳城市文化的创造与城市意象的建构.司马光在洛阳建构起自己独乐、隐逸的都市家园与精神世界.     

古代“神话”与现代启蒙的遇合──中国现代文学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与借鉴

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乏对古代希腊文学的研究和借鉴,但由于文化历史的隔膜,现代中国作家对古希腊文学保持着少有的冷静和距离。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希腊文学之间无论在理论观念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存在着某些联系,这是一种文化影响和文学承传中的不自觉的通合,这种通合从译介与接受、理论批评与建构以及创作趋向诸方面显示着古代希腊"神话"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之间潜在的对话状态。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朝鲜文学的近代化和西方文化

毋庸置疑，在东亚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日本的近代文化和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很多人忌讳谈这个问题。其实，日本的近代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不仅有我们要极力排斥、反对的东西，而且还有其他要借鉴、甚至是要学习的东西。在冷战结束，世界走向一体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那一段历史进行理智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文化，扩大我们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朝鲜文学为中心，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重点考察日本文学在东亚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朝鲜文人是如何调整自己的文化心理接受日本的近代文学实现文学近代化的问题。柏信它对了解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性视野下20世纪中外文学的互动

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它指涉的是异质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交往总会构成一种双向交流、双向互动的态势。在 2 0世纪 ,当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积极作用力的时候 ,中国文学也对前者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反弹。就此看来 ,2 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这一话题 ,不仅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何种现实语境上接受了哪些影响和以何种结构层面怎样接受这些影响的实证研究 ,而且也应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与外国文学的频繁的遭遇中获得的新的想象和创造 ,它对外国文学的反馈和回赠 ,以及它怎样在与外国文学的深入交流的背景中就共同的文化、文学命题与后者进行的一致性的追问。     

文化在文学领域中的表达——巴赫金的启示

巴赫金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创见。巴赫金研究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文化有所不同,其范围已经扩大到后现代、大众传媒、身份政治、生态、区域、种族、性别、后殖民、文化霸权等范畴,而且还有继续扩展的势头。它们对于当今文学的冲击空前强劲,而当今文学也因之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今文学与当今文化如何达成相互沟通、交流和融合,已成为目前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问题。这里也有一个文化如何进入文学、文学如何包容文化的问题,一个建立二者相互融通的机制、途径和模式的问题,或者说也有一个文化在文学领域中如何表达自己的问题。     

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取向

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本土性”的旨意,是要求新加坡华文作家,自觉确认自己的生存身份,自觉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担当起在缺乏“传统”时确立传统,在不西不中状况中“整合”传统的重任.“原根性”的旨意,是为了以未曾在“合壁”中被整合过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对垒、相抗衡,也是为了对被整合过的“中华文化”,进行反省与修正.文学中的上述两种文化努力,将会不断重复.这种有意义的重复,将使新加坡华文文学更有个性、更加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