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

在受贿罪客体各种学说中,廉洁性说是恰当的。廉洁性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此分析"为他人谋取利益",肯定论诸说都存在与受贿罪本质的矛盾之处,而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会使问题迎刃而解,会与受贿罪本质保持一致。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探讨

在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其主观要件或是客观要件都不合适。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司法实践中表现为公职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索取或收受他人贿赂的,即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当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可以作为受贿罪的量刑情节。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取消论——从刑罚目的之维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的收受型受贿罪的必备要件。然而,尽管我国现行刑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学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性质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加之近年来,受贿犯罪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犯罪分子日益猖狂,作案手段日益隐蔽,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必备要件这一规定大大阻碍了对受贿犯罪分子的惩治与打击,使不少受贿犯罪分子逃脱于刑事法网之外。面对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困惑与矛盾,理论界对这一要件的争论更是如火如荼。在本文中,笔者从刑罚目的的角度论述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以取消。     

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以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为重点的分析

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和法益权衡论两个视角来看,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关于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地位,有多种观点,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而不在于争论本身.因此.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地位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地位存在着各种学说,但每一种均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是侵害受贿罪法益行为的必然组成部分,它只是立法者用以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而设定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在内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仅指行为人实施的受贿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足以导致他人获利结果的内容,而并不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也不包含在这种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行为。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分析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受贿罪的一个要件一直是困扰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的疑点、难点问题,作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文章从分析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出发,对流行的两种观点主观要件说和客观要件说进行了评析,并阐述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理由,结合司法实践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理论的认定和实践的认定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以供参考.     

渎职侵权犯罪与受贿罪竞合关系研究

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主观要件，受贿行为实为单一行为，并非复合行为。受贿罪与谋利渎职侵权犯罪不能形成想象竞合、法条竞合，也不能形成受贿犯罪构成框架内的牵连关系，只能成立受贿罪与谋利渎职犯罪的数罪或受贿罪犯罪构成框架之外的牵连关系。     

受贿罪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研究

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现行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之"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主观"等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运行效果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规制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扩大中国刑法受贿罪罪刑法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有必要对受贿罪罪刑规范进行五个方面的立法完善:一是简化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二是明确职务行为的内涵,三是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四是扩大受贿罪行为对象的范围,五是明确受贿罪犯罪主观要件的内涵,以整体提高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     

从立法学角度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取消

立法不能脱离实际,要总结和借鉴先进经验,要具有可行性。本文从立法学的角度入手论述"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以取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受贿罪立法应如何理性设置的见解。     

关于完善受贿罪立法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着诸多缺陷,完善受贿罪立法势在必行：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要件规定;将受贿罪＂贿赂＂内容扩大至＂不正当好处;＂以＂利用职权＂来替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规定;改变单纯以数额标准作为量刑根据的做法,增设罚金刑与完善资格刑。     

《刑法》中的单位行贿罪研究

单位行为是单位在其整体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为单位谋取利益的行为。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包括非国有单位。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客体存在差异。应该根据犯罪对象的性质来区分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应该比照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不同等级的量刑幅度。《刑法》不应该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优惠政策。     

挪用公款受贿量刑不应数罪并罚

挪用公款罪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一直备受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和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因受贿而挪用公款构成犯罪的,按数罪并罚处理。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因受贿而挪用公款仍属于单纯的一罪,不发生数罪并罚问题,并从行为的罪数性质、该解释的合理性分析、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背景和立法例的比较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与依据,以及对该行为从一重处断的主张。     

昆明地区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调查

商业贿赂犯罪是发生在商业活动中的以贿赂手段获取交易机会或者经济利益，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笔者对2003年至2006年6月昆明市检察机关立办的58件63人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整治对策。     

我国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规定了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犯罪,包括向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与之相比较,我国有关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尚存差距,主要表现在:主体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贿赂的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行贿方式规定单一;对商业受贿犯罪贿赂的归属规定不明;入罪范围比《反腐公约》窄。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修正罪名;完善体系;扩大贿赂的范围;扩大行贿罪的行为方式;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论交易性本质对受贿罪构成的影响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罪名。然而,研究中因片面强调理论与刑事政策的统一和对刑法至上性的盲目崇尚,忽视对受贿罪本质的探求和刑法价值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构成要件的人为扭曲现象。因而,以新的刑法理念和理论为指导,构建新的构成要件体系成为发展之趋势。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个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是因商业贿赂行为触犯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构成的犯罪,是一类犯罪行为的概括称谓,本身并非规范的法律术语.商业贿赂犯罪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破坏公平竞争、平等有序的市场行为准则.商业贿赂犯罪与贿赂犯罪在外延、主体范围及犯罪目的等方面均有不同.准确界定商业贿赂犯罪的界限范围,厘清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特征和"贿赂"的内容,是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关键.     

受贿罪之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研究

在当前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中,我们一般都只关注到受贿人在“收受贿赂”这一侧面所表现的行为定性和定量问题,而对其在权钱交易的另一侧面,即作为贿赂标的物存在的“渎职弄权”行为却研究甚少.这种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不足将使得我们只能得到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定性结论,却无法根据不同的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在量刑上做出有效区分.通过对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量化的可能性、量化标准、立法与司法应用的探讨,以期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新型受贿罪与信赖保护说及其贯彻

影响力受贿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扩展到国家工作人员之外的“关系密切人”、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导致对受贿罪作为职务类犯罪的疑问,进而继发性地引起对本罪保护法益的思考;将“国民对公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作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以此为指导扩大“贿赂”的范围实有必要。     

医务人员收受药械回扣的定性和法律适用分析

医务人员收受药械回扣是违法行为,但是否适用以“受贿罪”刑事处罚存在司法争议。笔者阐述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律认定,分析医务人员收受药品、器械回扣的定性、定罪的争议,提出以受贿罪论处存在的法律矛盾。根据我国刑法“法无明文规定不定罪”罪刑法定原则,参照《执业医师法》和《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作者认为医务人员收受药品、器械回扣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对屡教不改者或数额巨大,应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甚至吊销其执业医师(药师)资格而免除刑事处罚是妥当而合法的。对于医院管理者收受回扣,可以受贿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