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 ,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 ,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 ,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 ,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 ,尚不够成熟 ,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论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是中国佛教极为兴盛的时期,但此时佛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那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的山水文学、宫体文学以及南朝文学"尚形"的倾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种现象,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南朝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东晋南朝时期江西田庄经济探析

江南田庄和田庄经济问题,始终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时期的各类史料可以证实田庄经济在江西的存在与发展,其特征与其他地区田庄经济自给自足、封闭性的共性外,还有强烈军事性与宗族性相结合,发展极不平衡,受到周边地区辐射影响的独有特点。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民族敕封政策

敕封政策是历代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手段,东晋南朝发展了这一政策,对民族酋领赐予王、侯等爵位,刺史、太守、县令等文职、各种杂号将军等武职。敕封政策扩大和巩固了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的统治。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东晋南朝时期山水诗、画空间意识的比较

山水诗、画都经历了空间结构的质朴——繁富——洗练的转变,但是二者的节奏、表达方式并不一样。诗人多使用从高到低的俯仰视角,其次是由近及远的观赏视线;而这一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空间意识,也为山水画极力摹仿表现。     

略论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之所以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

在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研究中,有的同志对当时的货币经济(主要指金属货币经济)给予过高的估计,认为,基本上是向前发展的.笔者认为,此论失察.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都是不发达的,与秦汉相比,甚至有倒退现象.这一时期,金属货币的使用日见减少,其中黄金几乎退出了流通领域,铜钱亦因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发挥职能,而谷、帛、粟、布、绢等实物则成为比较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故称之为实物货币.本文主要考察东晋南朝实物货币一般的情况,并以此就教于专家学者.     

东晋南朝北人南徙对吴文化的影响

两汉时期北方人口就象潮水一样无声无息地向江南漫来,到西晋末由于北方游牧民族人主中原,这股移民暗流终于掀起大浪,汹涌地冲向江南.     

东晋南朝的浙江文坛

东晋以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北方的文坛也比南方活跃。那时地处江南沿海的浙江,虽也有过袁康、赵晔、褚陶、孙惠诸人的文学活动,但对整个文坛影响不大。西晋末年,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中原士族和劳动人民纷纷移居江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也随着他们的南迁带到了江南,与江南固有的经济、文化两相结合。自东晋在江南建立政权直至南朝覆亡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与北方相比,南方所受的战争破坏较少,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同时又有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于是南方的经济、文化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迅速的发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略论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山阴孔氏之从政风尚

会稽山阴孔氏是六朝时期颇为兴盛的世家大族。孔氏在东汉后期南移会稽 ,在思想文化上未受玄学新风的熏染 ,因循汉儒经、律兼修的传统学风 ,与其他江东旧族一致。孔氏子弟重视仕宦 ,为政忠直 ,“秉公不挠” ;精悉朝仪典制 ,“谙练故实” ,故多有出任御史中丞、尚书仪曹郎等者 ,在当时文物制度的创设中多有贡献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东晋南朝时期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东晋南朝各代政权,都曾于其管辖区内设置侨州、郡、县,安置、优抚北方南迁流民。为北方流民即侨人专门设置地方管理机构,始于东晋初年,历经宋、齐、梁、陈,直到隋初全部裁撤,前后二百余年。这一措施,对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安辑北方流民,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南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东晋王朝开始的大规模地设置侨州郡县,是为解决当时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流民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西晋末年,由于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并     

东晋南朝估税初探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特有的商税税目,估税既是对商品交易者课征的财产税,又是最重要的交易税,在东晋南朝的商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估税是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估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内容反过来又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晋南朝歌诗艺术考论

以往研究东晋南朝歌诗艺术的学者 ,更多地侧重于对歌诗文本的解读 ,对于歌诗创作、表演和消费的情况则明显重视不够。本文在把歌诗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消费产品的前提下 ,对东晋南朝时期 ,王室、贵族到文士们的歌舞声色消费活动及艺人们的歌舞表演活动 ,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认为正是这些精神消费需求 ,为当时民间的歌诗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并促使文人和歌舞音乐艺人在充分吸收民间歌诗鲜活生命力的基础上 ,又有了全新的创造 ,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娱乐市场 ,使歌诗艺术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并对唐以后歌诗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东晋南朝尼姑事迹考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有很大发展。中国的比丘尼始于晋代的净检,自此以后,代有其人。尼姑的社会阶层极为复杂,其中有因家贫守寡而出家者,有替家长、家人求佛祈福而出家者,有因不愿出嫁或对婚姻不满而出家者,有身陷强虏沦为奴婢而韬光养晦出家者,有出身高门或佛教世家而出家者,也有为解除自身病痛而皈依佛门者。出家之后,其情况也各色各样。有的枯守青灯,节行精苦;有的凡心未泯,败道伤俗;有的身披袈裟,交通王侯;有的脱离寺院,重新还俗。本文试图以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为主要史料,结合正史资料加以梳理,并以民国年间震华撰《续比丘尼传》中的材料加以补充,力求揭示这一时期尼姑生活的基本面貌。     

东晋南朝陈郡殷氏研究

陈郡殷氏为魏晋南朝时期的重要士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陈郡殷氏西晋时在政坛已开始崭露头角;东晋南渡后,出仕为宦者不乏其人;到南朝齐时已形成一支相当活跃的政治势力。陈郡殷氏能够维持高门地位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婚媾士族,借以提高并保持其政治势力;二是文化传家,使家族中文才相继,好学、博学之士不绝于书,保持了子弟较高的基本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