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天命鬼神观

不少研究者认为老子所言之天是没有人格意志的自然之天,但通过对《老子》具体经文的研究发现在不少章节中,老子所言之天,依然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老子没有否认上帝,他也就无法否定天命。老子明确地肯定了鬼神,对道家来说,鬼神是被坐实了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老子的"道"本身就与鬼神有脱不了的关系,神所具有的特征,"道"都有。     

刘文典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鬼神观

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民国时期,民众精神思想极度贫乏,因而封建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潮进入大众视野。刘文典用文章对封建的鬼神观进行严厉批判,同时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哲学理念。他深信观念的改变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都具有重要作用,主张从西学的角度来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王船山之鬼神观

船山之鬼神观是其哲学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船山之鬼神观承接了张载关于鬼神气本论的基本观点,并以气本论为其鬼神观的逻辑起点,论证了鬼神即二气之良能的观点;在人与鬼神的生死气化过程中,论证了鬼神与人一也的观点;在人与鬼神的伦理道德方面,船山阐释了守人道而鬼神之理已得的基本观点。船山之鬼神观凸显了其气本论哲学思想的彻底性。     

二程理欲观与王安石变法

二程认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政府自身利益以及急功近利的现象,而且一些推行新法官员的道德素质低下,假公济私,由此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二程探讨理欲关系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他们希望能够从理论上纠正改革中的这些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理欲观也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反思。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

朱熹的鬼神观主要是在有关礼乐的讨论中形成的,它既与传统礼学一脉相承,又有着较为浓厚的理学背景,是儒家鬼神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鬼神“实有”,源于理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     

子不语未必子不信——论《论语》的鬼神天命观

此文以《论语》文本为依据,首先论证了孔子思想中鬼神与天命观的不同一性,由此找出鬼神、天命与礼、仁的概念之对应关系。最终证明了孔子思想中关于现世关怀具有彼岸世界的依托的观点。     

人的主体凸显——孔子对鬼神祭祀文化的承传

孔子承继商周的鬼神祭祀文化,但同时也对这种文化进行了一番改造,并在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鬼神实体地位的覆灭;祖先崇拜系统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孔子祭品观与对"祭思敬"的推崇.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他的鬼神祭祀观也只能局限在原框架内承继和拓展.     

二程哲学与佛学之关系

隋唐以来,儒学式微,佛道呈上升趋势,北宋统治者急需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以巩固王权专制。二程适应时代要求,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异质文化的佛学进行了批判吸收和改造,建立了新儒学。这种新儒学含括了佛学的理论结构和论证方式,提高了传统儒学的哲理思辨性,使儒学这一思想体系更趋严谨和缜密。二程的援佛入儒,一方面显现了佛学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二程哲学与佛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魂魄”“鬼神”与早期儒家祭礼诠释的内在向度

早期儒家基于功能视角对祭祀之道德和社会功能的强调,回答了祭祀"为何必要"的问题,同时,也继承周人祭祀的理性精神,并以魂魄观念和魂气说理解鬼神,回答了祭祀"何以可能"的问题。不同于墨子"明鬼"和民间鬼神信仰强调鬼神的实体与威灵,早期儒家对殷周祖灵观念做了进一步理性化、人文化、非实体化和去威灵化的转化,墨子对其"以鬼为不神"的批评,恰好揭示了儒家祖灵观念的特征。秉持"死而不绝"的生命观和魂魄观,早期儒家认为,祭祖礼仪中鬼神的实质是祖先之魂魄,死后被尊为鬼神,只要必诚必敬地斋戒以祭,基于"气"之感应原理,子子孙孙便可与列祖列宗感通于祭场这一神圣空间中。在祭祀态度与目的上,孔子及其儒家由强调祈福转向强调报本,由强调所信转向强调能信,强调"外则尽物,内则尽志"的祭祀主体本身的努力。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世界中,虽然"事人"优先于"事鬼",但"鬼神得其飨"始终是儒家社会治理蓝图和信仰世界的主题之一。无鬼神的儒家是不完整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敬鬼神"与"远鬼神"的平衡。     

鬼神之思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为鬼神保留了一定地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地给他们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事实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之所以保留了鬼神观念,既有文化传承的因素,也有出于社会作用和个体终极关怀的需要,同时也不排除某些个人的特殊经验。     

《汉书·艺文志》有关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论新考

《汉书·艺文志》认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但如果仅将“清庙之守”作“掌管太庙或王祝之官”理解,不完全准确.《汉书·艺文志》以“清庙之守”命墨家,可能由多方面原因促成,但其主要用意应在于以“清庙”与“明堂”相呼应,暗喻墨学并非枯守之说,而亦为治政之术.     

甲骨文祭祀动词句法语义研究

~~甲骨文祭祀动词句法语义研究@贾燕子$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1]邵敬敏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汉代祠太一的方位与“东皇太一”名称的来源

屈原<九歌>所祀之"太一"称谓前应无"东皇";西汉武帝之后太一之祠的方位在不断变化.从武帝时开始的东南方,然后到西北方;成帝时或在长安南方,或在西北方,其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在"阳位"祭祀,祭祀太一都与"阳"有关;"东皇"也是在阳位享祠;"东皇太一"名称当是汉代人据汉祠太一的方位所加,始作俑者当是刘向.     

论程颐易学对王弼之学的继承

《周易程氏传》是理学家易学的代表著作。《程传》作为义理易学的著作,其学术思想直接渊源于王弼。程颐《周易程氏传》与王弼《周易注》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以人事明天道等方面有学脉关系。     

甲骨文句型的转换和衍生

甲骨文句型中最有特色的句型是祭祀动词句.从表面上看,祭祀动词句句型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但在复杂的表层结构背后,却是异常简单的深层语义模式.从深层的逻辑结构向表层的语言结构转换时,无外乎经过增删、移位、替换等程序.     

二程的“理欲”观与弗洛伊德的“超我”说

宋代,“人欲”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逐渐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二程率先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起我”理论与二程的理欲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义利、理欲、本我与超我的关系问题。二程和弗氏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花东卜辞中所见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研究

在学界对旧有卜辞双宾语句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出土的花东卜辞材料中双宾语句做了全面的整理与初步分析,以期能对旧说有所补充或发展,从而发现,花东中的包含有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结构的句子共34例.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通过对比旧有卜辞中此类双宾语句,可以看出花东中的不少格式是新见的.毫无疑问,这将大大丰富我们对古汉语双宾语句的认识.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祭祀动词双宾语和三宾语句型研究

通过全面整理和分析《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的祭祀动词双宾语和三宾语句型情况,并与其他甲骨卜辞的双宾语和三宾语句型进行比较,完善甲骨卜辞非祭祀动词双宾语句和三宾语句类型。     

论清末礼教派保守主义法律思维模式的合理性

清末礼教派“轻法治,重德治”而又夹杂封建遗毒的思维的确有诸多不足,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较之于法理派,更多地贯彻了法律思维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礼教派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表明了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或曰法制变革)持一种冷静的和理智的态度,这种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而建设“法治”国家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哈曼的伦敦之行及其思想史意义

哈曼是最早对启蒙运动提出系统批判和深刻质疑的思想家之一,在德国思想史乃至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1757-1759年的伦敦之行是哈曼思想历程中的转折点,由此,他离开了德国主流的启蒙路线,转而皈依基督教,试 图开辟一条全新但却另类的启蒙路线。作为思想史事件,哈曼的伦敦之行对德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