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景爱同志《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一答朴真奭同志》

拜读景爱同志的《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答朴真奭同志》(以下简称《三说》),颇受教益。最近,景爱同志亲自来延,和我们一起到城子山山城子(以下简称“山城”)和土城村土城(下边简称“土城”)进行了实地调查。这为促进我以们的辩论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于东夏国南京的继续探讨——答复景爱同志的商榷意见

《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四期发表了景爱同志所著《关于东夏国都城的再探讨——兼与朴真奭同志商榷》的论文,拜读之后,颇有启发。景爱同志在这篇论文中对拙文《关于东夏国首都(笔者:关于南京之误记,《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已纠正)及其位置的考证》提出“不同的意见”。对此表示感谢,并奉呈自己不成熟的答复意见,向景爱同志和史学界的诸位先辈及同志们请教。一景爱同志在尊作第一部分《延吉城子山古城与东夏南京城的关系》中全面否定拙文     

关于东夏国首都及其位置的考证

东夏国是公元十三世纪初金朝蒲鲜万奴等人在我国辽沈地区建立起来的,不久就迁移到(包括今延边在内)吉林东部和黑龙江省的部分地区,继续活动十六、七年(它的整个历史仅有十九年),是我圈历史上年代短暂的少数民族政权。东夏国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上,尤其在东北地方史方面可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东夏国存在的时间很短,遗留下来的史料极少。因此,史学界对东夏国的许多问题没有得到一致意见。本文就关于东夏国南京的位置和南京是否为东夏国首都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试论东夏国官制

十三世纪初,金朝人蒲鲜万奴秉金末元初的动乱,在我国辽沈地区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大真国,不久迁移到以今图们江流城、牡丹江流域、绥芬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士”,史称大真国东迁。蒲鲜万奴东迁后改大真国为东夏国,继续活动十六、七年,是在我国历史上年代短暂的少数民族政权。东夏国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上,尤其在东北地方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关于东夏都城的再探讨——兼与朴真奭同志商榷

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1215—1233年),在东北割据的时间很短,但是,由于它的出现、灭亡与金、元间的政治变动密切相关,故东夏的事迹颇为史学家所重视,柯劭忞《新元史》特为蒲鲜万奴立传。东夏时代出现的开元城和开元路、南京城和南京路,对元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影响很大,是东北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笔者在《关于开元路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曾就东夏的开元和南京提出了一些意见。最近,朴真奭同志《关于东夏国首都及其考证》一文,对东夏的南京城和首都问题进行了研究。拜读之后,颇有收益,但是,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却有些不同的意见。今就东夏南京城故址的位置、东夏首都的建置两个问题,提出不成熟的见解,向朴真奭同志以及学术界诸师友请教。     

向荣“江南大营”屯扎于孝陵卫质疑

1853年3月19日,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在此建都,并改称天京。紧接着,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向荣率部于3月31日赶到南京城外,扎营城的东面及东南隅,是为江南大营,对天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关于向荣“江南大营”的驻地,有关太平天国的著述及论文,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驻屯孝陵卫。最新出版的《辞海》在“江南大营”条目下亦注曰;“1853年(咸丰三年)3月,钦差大臣向荣尾追太平军到南京城外,驻扎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对于这个传统的提法,我认为值得商榷。现据《向荣奏稿》等有关资料,提出自己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诸前辈及同志们。第一,向荣初抵南京城外时,他的大营位置是不断移动,逐步由东向西,向城边推进的。 (1) 向荣于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1853年3月25日)进入南京城南郊,“驰抵江宁县之板桥,查看近城扎营处所,……。因查     

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

从对新石器时代诸城址的分析可知，我国城至少已有５５００年以上的历史。新石器时代城的功能主要是用于防御，当时人们已开始有意识地对城的地理位置进行选择。这个时期的城可分作缓岗、台地、山城、水城四大类，城规模较小，防御设施简陋，筑城技术较落后。     

历代南京地图

自公元472年越王勾践筑“越城”至今,南京已有近2500年的建城史了。与很多城市选定一个中心区域便由小及大的发展不一样,南京建城经历了一个由边邑、兵器作坊到政区治所,处处建城的过程。这个特点不仅在史书上有记载。也从由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那一幅幅老地图上得到验证。现在我们选取的4幅南京不同时期的地图,清晰地演绎了南京城市变迁过程。这些古地图,既有早期手工绘制的,也有后来科学测量的,它们是展现金陵悠久历史的文化长廊。让我们走进这长廊,看南京在历史时空中的转换。     

南京老城定位应瞄准“国际科学城”

相比之中外大城市，南京老城有三大特色：一是底蕴深厚的古都历史文化特色，二是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生态景观特色，三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密集的科教特色。在南京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前两大特色已引起重视，并见成效，但科教特色重视不够，甚至有观点主张老城做“减法”，重点之一是疏散老城的高等教育功能，这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作者认为，南京老城的第一功能是科技教育功能，南京老城应该成为且也能成为国际一流的科学城。     

赤峰市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敖汉城子山山城遗址简介

赤峰市敖汉旗城子山山城遗址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中心祭祀址,2001年该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京光复时的旗帜

从第九镇新军秣陵关起义至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南京出现的旗帜大致有以下几种：白旗 该旗是辛亥革命中全国运用最为广泛的旗帜．包括纯白旗及其上有文字的白旗。1911年11月7日南京城内起事起义者“手执白巾之旗”．有人“突进制台衙门攀登屋顶抢插白旗而壮烈牺牲”与之同时．     

南京市民大步迈向全面小康 2006年南京城市居民生活情况分析

2006年是南京实现“十一”规划的开局之年．南京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又有了快速提高。     

“知识危机”中的建邺社工嬗变

2002年．南京市实施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区划调整。从那时起,建邺区告别老城．全面融入河西,开始了不平凡的创业历程。南京河西是南京城市扩张南“秦淮河时代”迈向“跨江发展时代”的重要标志。说起今日之“建邺印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一座涌动着年轻活力的智慧新城．总部经济中心、会展城、金融城、     

汉徒河县再考

汉置徒河县，展辽西郡。多年来史学界关于徒河县的位置一直存有几种说法：1．在营州（今朝阳市）东北。2．文锦西市女儿河北岸的邰集屯汉城址。3在锦县《今锦州市》西北。4．在锦州市。决于梁平说。。用V汉书；地理志》狐苏条载：“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可见徒河县起码应近于人海口处，而《太平衰牢记》谓在营州东北，不可信。关于第二说，《读史方舆记要》及《通典》均载：“徒河城在营州东百九十里”。尽管我国历史上记方位有着。“东包括东南”的特点，但就锦西邮集屯汉城址的地理位置已超出了以营州作参照的东向的最大范围，说它是南向…     

被曲解了的氏族英雄的品质——阿喀琉斯性格辩异

李忠星同志在《〈伊里亚特〉浅谈》(以下简称《浅谈》)一文中,对希腊盟军首脑之一的阿喀琉斯和特洛亚城王子赫克托耳的思想性格进行了对比分析。关于阿喀琉斯的性格,作者是这样概括的:“强悍任性,英雄善战,不怕牺牲而又自私残忍是他的性格特征”(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对于荣誉、财产的私有观念,这是他性格特征的另一重要方面”,“阿喀琉斯是自私的”。     

《<铁路杂志>题辞》系年考辨

孙中山的《〈铁路杂志〉题辞》(以下简称《题辞》),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孙中山的铁路思想乃至民生主义,都有特别意义。然而他的写作年代不明。 台北正中书局1973年版《国父全集》(以下简称“台本”)第四册以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     

太平天国政权是农民的革命政权——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孙祚民同志在《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以下简称试论)一文中,判定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的政权已经是“新的封建政权”.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政权的构成形式“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二、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占着统治地位的”;三、建都天京以后“始终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的.”因此,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就“走完了向封建转化的道路”,“农民英雄们在南京建立的天国,已经是新的封建王朝了”.这些论断很值得商榷.笔者谈点粗浅的看法.     

关于李继迁的卒年问题——对《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的商榷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载有顾吉辰同志《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以下简称顾文),认为夏国奠基者李继迁之死应在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年)十一月,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以下简称《长编》)把李继迁之死记为景德元年(一○○四年)正月是错误的。并作了如下论断:“池(李焘)的这一元年正月说,所造成的影响颇大。后来彭百川、无名氏、脱脱·毕沅、吴广成等,在转抄他的材料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一直延至今日的《辞海·李继迁》条目。……今天,尚有一些论文、专著,径用错误材料,得出不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我想,对此问题作一辨正是有必要的。”     

追求卓越 崇尚一流 把继续教育事业办得更好

座落在浦东杨浦大桥下的上海市第一继续教育学院东部(原建平大专部,以下简称“东部”)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寄宿制速成强化班,近几年来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据统计,“东部”计     

学术研究与争论都应实事求是——致文达三同志

文达三于1988年在《湘潭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诗中有画”辨》(以下简称《辨》)的文章,笔者读后觉得有诸处不妥,便写了一篇文章兼与之商榷,题为《试论王维诗“诗中有画”的主体内涵——兼与文达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内涵》)也在同刊1991年第1期发表;文达三阅后写了一篇《答赵玉桢同志》(以下简称《答》)的驳论文。观其文章,我认为,仍有必要澄清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