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驻外使节与晚清侨务政策

互派常驻使节本是近代国与国交往中的正常现象。但是 ,1876年以前 (尤其是鸦片战争前 ) ,清政府在中外关系上奉行所谓天朝体制 ,这与建立在近代国际观念基础上的互派常驻使节制度格格不入。19世纪中叶以后 ,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一次次无情地打击下 ,昔日天朝上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已日趋瓦解 ,清政府不得不重新选择一种新的外交制度。历经艰难曲折 ,伴随着屈辱和痛苦 ,到 19世纪 70年代中叶 ,中外关系终于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1877年 1月 ,清廷第一个驻外使馆在英国伦敦创设 ,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论魏源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思潮转型的界标

一、引论:魏源——超越龚自珍,林则徐的大里程碑式的人物 当我们探讨封闭的、中世纪的中国,究竟怎样走向世界、走向近代,与“近代世界”建立联系,成为“近代世界的中国”这个历程时,我们不难发现:发生在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且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外古今”的汇合点;就在这个“中外古今”的汇合点上,有一位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力图以独立的地位,开始走向世界,走向近代与“近代世界”建立正常联系的大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就是魏源。     

晚清政治变革中“中体”与“西用”关系再议论

“中体”与“西用”关系是重新检讨晚清“中体西用”救亡方案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君主专制、议院与“君臣之纲”、“西用”与儒教三对关系,是“中体”与“西用”关系的焦点.历史地看,君主专制政体与近代社会转型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关键在于统治者的作为;而议院与“君臣之纲”从学理层面看虽然势如水火,但在晚清士人囫囵吞枣式的误解下,曾经委身于“君臣之纲”之下,不具有直接颠覆清廷的力量;西学虽然在消解儒教,但这种消解和冲击不是地震似的瞬间发生即刻完成,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徐徐地”展开.清延并非亡于“中体”与“西用”之间的学理矛盾、逻辑矛盾,而是亡于清廷政事的严重不足.     

丘逢甲与日本

丘逢甲是近代杰出的爱国政治家、教育家和诗人。他的一生，是英勇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生，也是努力寻求救国真理的一生。其间同日本的关系甚巨，本文将略述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丘逢甲在台湾以“抗倭守上”为号召，组建义军，准备抗击日寇来犯。次年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宣布割让台湾，丘逢甲悲愤交集，以“全台义勇统领”、“在籍工部主事”名义向清廷“刺血三上书”，坚决反对割台，表示：“万民誓不从日！”“百姓无依，惟有死守”。①在挽回无效的情况下，他又倡言台湾自主自救，建立“台湾民主国”…     

自立军事件与唐才常

唐才常是近代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1900年在汉口领导自立军起义,因事败身亡。对自立军事件的性质,过去或认为是“反动的勤王运动”,或认为是“戊戌变法余波”,或认为“基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唐才常也有“反动”、“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评价。这些看法,大抵都是从事件与清廷的关系立论,而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活动的意义并不能由此得到合理说明。我认为,只有围绕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时代中心问题—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对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这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论晚清重商思潮与公司立法的互动

近代中国遭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通过比较与反思 ,认为对商业的不同态度 ,导致了中西贫富强弱的差异 ,从而在否定重农抑商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商战固本、商为国本、以商立国的重商思想。重商思想在晚清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并进而影响到清廷的公司立法。清廷的公司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重商主义者的法律要求 ,进一步拓展了重商思潮的影响层面。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台湾近代后期诗歌的情感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台湾近代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840年至1894年为近代前期；从《马关条约》签订到1919年为近代后期。在近代后期的25年时间内，台湾已沦为日本国的殖民地。可是，创巨痛深的台湾人民“誓不臣倭”，思想感情同整个中华民族依然“耦断丝连”，其情感基调是一个“愤”字，分别表现为悲愤之情、激愤之情、义愤之情、忧愤之情和忠愤之情。这是台湾近代后期诗歌的主体情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一、悲愤之情：斥责腐败清廷甲午战败，腐败的…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近代世界市场观

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时期,而此时被迫开国的中日两国对世界市场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途径:中国在40~50年代坚持“以商制夷”,到70年代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对世界市场了解的深入,逐渐形成了“商战”论等近代世界市场观;日本在开国之初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贸易无用还是贸易兴国,并在60年代发展为自由贸易思想。中日近代世界市场观的区别是:中国是带有政治化色彩的世界市场观,日本基本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世界市场与本国的关系。     

中国军队近代化论纲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中进行、在中国近代社会这个特定的时空中演进的,因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反过来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就其总体发展阶段而言,以1895年清廷小站练兵为其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论,则包括武器装备、组织体制、选兵任将、教育训练、军事后勤等方面。虽然中国军事近代化走的是弯曲的道路、深深地刻着旧时代的烙印,然而它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和启迪是十分深刻的。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讨论会综述

李鸿章,合肥籍清廷要员,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揆清廷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二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近日,由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暨省历史学会等数家科研学术机构发起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在其桑梓之地安徽合肥召开。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李鸿章的家世及淮系集团的兴衰,和李鸿章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在经济、文化、军事和人物综合研究等史学领域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海关洋员包腊与晚清中国外交

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独特现象.除了总税务司大搞“业余外交”外,海关其他中高层洋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外交.英国人包腊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近代海关任职的洋员,深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重用,1872年出任粤海关税务司.在赫德的安排和指导下,他参与了两次重要的中国外交活动——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和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包腊参与中国外交的动机和目的对中国是友好的,在参与过程中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最终达到了促进中西相互了解、改善关系的效果,由此从微观角度展示了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

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 ,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 ,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 ,而且率先支持在 2 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 ,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 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 ,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 ,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一伟大贡献。     

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

晋商称雄500年的原因:一是票号资本的二重性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二是与清廷有牢固的结托关系,三是把握商机、充当清廷的财政工具,四是有严谨的经营作风和引进创新的金融制度。19世纪80年代晋商走向急剧衰落,原因是国势衰微,百业凋敝的生存环境,近代银行的兴起与外资银行的挤压,以及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与剩余资本投向单一。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及其现代性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既受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使之带有特殊社会形态的印记。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里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范畴和命题。在德、利关系问题上，一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主、从”关系来看待德与利关系，而主张德、利一致。在“仁”与“人”关系上强调民众是经济的根本目的，反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只主张“仁义”反对“人欲”的观点。认为权利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封建礼教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还坚持管理与伦理融通一起来管理天下，发展经济。     

关于蒙垦分期问题的思考

“蒙垦”,是研究清代乃至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和蒙汉各族关系的重大课题。有关蒙垦分期问题,目前比较通行的划法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早期限垦阶段:乾隆之后属中期禁垦阶段;光绪末年是晚期放垦阶段。从而形成限垦——禁垦——放垦的分期模式。严格地讲,这种分期方法既有悖于清廷对蒙古民族实行“封禁”这一基本国策,又不符合当时蒙垦事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本文主要依据清廷的封禁政策,并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对传统的蒙垦分期方法作如下调整和划分:禁垦时期——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至1857年:限垦时期——1858年(咸丰八年)至1901年;放垦时期——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1911年。     

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由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于去年底在成都召开。来自京、津、沪、汉、渝等市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地方史和城市研究的6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应国家七·五重点课题“近代城市史研究”——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个课题组部份同志于1988年9月上海座谈会上的建议举行的。会议以近代城市研究为中心议题,就近代城市研究的意义、内容和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近代城乡关系、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及其特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