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击壤三千首”考论

北宋著名学者邵雍自称其诗有三千首,而现存其诗集《伊川击壤集》不同版本均仅有一千五百多首,还应有一千五百首,但未见其中。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和目录记载了邵雍另一部不为学界所知的著作———《前定数》,书前共有两序,其一为邵雍之孙邵博所书。该书是以诗歌的形式表现易数内容,而我们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前定数》,其诗共存一千四百九十三首。两者相加诗的数量不仅与邵雍所称相一致,而且《前定数》在内容和语言等方面与《伊川击壤集》和《皇极经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敦颐的诗歌创作及其在宋代理学诗派中的地位

周敦颐是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据《周元公集》载，周敦颐存待二十八首，赋一篇，文四篇。诗作虽不多，但诗如其人，全面地反映了这位理学开山大师的政治理想、人格追求和审美情趣，有相当鲜明的艺术特色，并与宋初诗风相呼应。不仅如此，又以其诗作风格影响宋代理学诗派，成为理学诗派的开风气者。近年来，对于周敦颐的哲学、教育学思想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对其散文名篇《爱莲说》也有不少文章涉及，然而对其诗歌却无专文论述。为此，笔者愿作粗线探讨。纵观周浪漫几十首诗作，内容大都是抒发性情，吟咏风月，可以说首…     

从《击壤集》看邵雍的身体意识

《伊川击壤集》是北宋大儒邵雍的诗歌总集。诗集"第一现场"式地保留了邵雍大量的日常生活体验,呈现了在生、老、病、死等生存境遇下丰富多彩的身体样态,展现了易学大家邵雍鲜明的身体意识,以及面对生、老、病、死等人生问题时的真知灼见和旷达情怀。诗歌所描述,既有康泰身体的舒展自在,也有衰老身体的乐天顺化、病疼身体的超然达观。而面对死亡问题,邵雍继承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说策略,借吟咏欢乐之生,表达了纵身大化、"真生""善死"的乐天态度。《击壤集》中多姿的身体样态是邵雍与世界"相照面"时的具身化表现,体现了浓厚的身体意识和鲜明的生死观念,这对理解邵雍整个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理学家诗歌的唯理主义倾向

宋代理学的兴起,对诗歌影响最普遍、最直接者是"以理为诗"。两宋理学家的诗歌作品,或借诗阐述义理,或吟咏情性,都强调以理为诗,从而构成了宋代诗歌中的一个特殊类别:理学诗。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美学史上一股独特的唯理主义审美思潮。     

朱熹《伊洛渊源录》版本研究

《伊洛渊源录》是朱子所撰伊川和洛水理学家传记汇编,书中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及其弟子的行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资料。此书专门叙述了宋代理学源流,并确立了理学道统观。自宋乾道年间诞生至今,历代都有刊刻,版本流传亦很广。笔者从乾道书成开始研究,对现存版本进行考证,文章中纠正了因目录著录错误所产生的版本存藏问题,并予以澄清。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试论宋代理学家的诗学理论

<正> 宋代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和诗论具有特殊的风貌,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诗派象他们那样,将诗歌与哲学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诗学成为哲学的附庸。《四库全书总目·击壤集提要》对邵雍及宋代理学家诗歌的特点作了相当精彩的描述:     

“万物有情皆可状”——宋·邵雍《伊川击壤集》二论

<正> 拙作《“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辨——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初论》在《南部学坛》1989年第4期(社会科出版)上发表后,时隔三年,总觉言犹未尽。邵诗是否皆为“语录讲义”,不仅要看其思想内容,更重要的还要看邵诗关于“情”的渲泄。读邵诗,虽然我们也看到道学家的“理”,但道学家的“情”也可信手拈来,拿邵雍本人的话说,就是“万物有情皆可状”。缘此,又成本文,是为序。     

《薛涛诗笺》中几首诗真伪辨

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一生赋诗四十多年,吟咏颇多,但她留下的诗篇,在宋洪迈编选的《万首唐人绝句》中,只有七十二首,这说明薛涛的诗篇,到宋代已散失很多了。明万历年间,成都洗墨池书房,根据扬升庵家藏,刻有《薛涛诗》一卷,所集之诗未出《万首唐人绝句》范围。明胡震亨编《唐音统签》,收薛涛诗于其中,题名《洪度集》。此集据洗墨池本,却删去了《十离诗》以及《秋夜》、《落花》等伪诗,补入了后来发现的《西岩》、《江月楼》两诗。     

观物吟诗与内圣外王:论作为宋韵载体的邵雍诗歌

数量庞大的宋代诗歌，承载着宋韵文雅风流的核心文化内涵。今存1 400多首邵雍诗作，集中反映了理学家的言理倾向，影响宋代诗坛的发展路径。诗集命名为“击壤”,传达生于太平盛世的幸运以及生活安乐闲适的自得，二者皆为太平社会的成立要素。诗集中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诗人形象，“乐天”的同时取法白居易诗学，书写自己的日常闲适生活。诗人身心清闲，坦诚面向万物，用诗发现物理人情，既写出天然秀句，也倾向言理说教，呈现“以意行文”的创作追求，这恰是宋诗好说理的整体艺术风貌。邵雍诗由表及里发掘日常生活的理性内涵，蕴含着“内圣外王”的现世追求，带动整个诗坛迈向较高境界。     

从“赋、比、兴”看《诗经》创作的虚实结构法则

《诗经》,是我国一部最早的诗歌选集。它的出现,除作为一部古诗的总汇给我们保存了丰富的艺术珍品可供吟咏之外,同时,还提供了丰富的可供研究的创作经验。 早在《诗经》之前,并非无诗歌传世,如甲骨文中有诗,《周易》卦爻辞也有诗,还有散存的古代歌谣。特别是《周易》中的歌诗,有的已达到了接近《诗经》的水平,但它们数量既少而且零散,便很难集中而完     

元代僧人善住行年及作品考

释善住是元代诗僧中存诗较多的一位,著有《谷响集》,存诗777首,词13首。善住不但与明本、玄鉴、白云等僧人有较多诗歌往来,且与白？、仇远、宋无、虞集等文人交往颇深。     

从《谷响集》看诗僧善住交往文人及创作

释善住是元代诗僧中存诗较多的一位,著有《谷响集》,存诗777首,词13首。善住不但与明本、玄鉴、白云等僧人有较多诗歌往来,且与白珽、仇远、宋无、虞集等文人交往颇深。     

今存"唐人选唐诗"为何忽略杜甫诗探源

杜甫是唐代诗坛巨擘,是中国自有文学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1]126然而,在今存十余种唐人的唐诗选本中,备受后人推重的《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不收杜诗,选诗千首的《才调集》也未收录,仅《又玄集》收其诗7首.这种情况与后世对杜甫的推尊、评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是杜诗接受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肇其源头,有唐一代,杜甫声誉初起,如洪流未澜,故唐人选者不以为度;又由于编选者的编选目的、艺术趣尚与作品流传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因素,从而造成了这种不可弥补的遗憾.     

《全宋诗》补遗

从《两宋名贤小集》、《宋百家诗存》、《宋诗纪事》,补《全宋诗》未收的杨甲诗 2 0首     

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横槊稿》诗

戚继光虽戎马生涯一世,但却留下不少惊人的著作.见于著录的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储练通论》、《请兵辩哨》、《守条约马政》、《蓟门志》等,可谓文武全才.但只有前三种收入《四库全书》,其他著作多散佚.《止止堂集》有清光绪间刻本,全书五卷,包括“愚愚稿”两卷,“横槊稿”三卷.“横槊稿”分诗文二体,上卷收诗二百零九首,附录诗二十五首,共存诗二百三十四首.其诗多为将军在马背上枪林箭雨中写成,诚乃肺腑之音,豪壮之语,激昂慷慨,击人心弦.故《四库提要》说他的诗“近赵燕之音”,可谓历代将军诗作之上乘.     

“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辨——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初论

<正> “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一语,出自南宋刘克庄《恕斋诗存稿·跋》一文: 嘲弄风月,污人行止,此论之行已久。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然康节明道于风月花柳,未尝不赏好,不害其为大儒。恕斋吴公深于理学者,其诗皆关系伦纪教化?而高风远韵,尤于佳风月好山水大放厥辞,清拔骏壮。先儒读《西铭》云:某合下有此意思,然须子厚许大笔力。公学力足以畜之。笔力足以泄之。分康节之庭而升明道之堂,非今诗人之诗也。 这段话提到了程颢、邵雍、章惇等理学家的诗歌特点,也基本上代表了宋代理学诗派的风貌。其中的康节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谥号。     

中古“公宴”诗初探

《文选》诗有“公宴”类，其界域定位为吟咏所参加的公卿帝王宴会。建安公宴诗，描摹宴饮场景，抒发情感深具个人色彩；西晋公宴诗，多应命之作，多歌功颂德；东晋未来齐梁公宴诗，吟咏他事成分增加，且多自然景物的描摹。公宴诗常常是集体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常与文学集团的形成发展有密切关系；由此而言，宴饮主持者也有出色的吟咏宴饮之作。公宴诗起源于《诗经·小雅》、《楚辞》对宴饮及宴饮场面的述写。     

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宋代理学家的《诗经》研究

宋代理学家一方面从涵养性情的理学角度对《诗经》作了性理阐释 ,另一方面也借此表达了对诗歌创作、欣赏的观点 ,对诗之兴的重视和思无邪的强调 ,也影响到了宋诗学 ,由此 ,成为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     

论宋代吟咏书院诗 ——以华林书院和武夷精舍为重点的考察

北宋初文人吟咏华林书院诗,是对朝廷通过旌表华林书院恢复重建孝悌友爱的儒家伦理道德秩序意图的宣扬呼应。这些吟咏诗作,在宋代的家族、书院、政治和文学研究诸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南宋吟咏武夷精舍诗,是理学宗师朱熹和理学同道对武夷精舍的吟颂宣传。两宋书院诗都展示了书院的基本面貌和功能,也呈现出各自的时代性特征。关注点和吟咏者身份的不同,亦带来两宋书院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