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汉口城市控制系统的演迁

城市近代化是一个在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它不仅包括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变迁,而且在城市社会控制上亦出现新的态势。晚清汉口城市控制系统便发生令人注目的变化,理应引起城市史研究者的注意。 汉口之名始于晚明,开埠前即因处于巴蜀、关陕与华中和东南贸易的枢纽地位而成为当时国内最为繁盛的商业城市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中外商贾咸集于此,角逐竞争。商业贸易,极称繁盛”,“外人艳称之为东洋芝加哥”。近代     

报与城的互动：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塑

近代汉口开埠后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开启了城市现代化进程,报业也随之产生与兴起。近代汉口现代化过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人口的空间性集聚、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复杂的空间地缘环境是影响报业发展与兴起的重要空间因素。同时,近代汉口报业也通过构绘城市空间想象、推动城市空间生产、扩大城市职业空间和重构城市空间交往,不断扩展汉口城市空间范围、塑造城市空间形态。近代汉口报业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不仅赋予了汉口报业独特的发展指征,同时也强化了汉口城市空间的都市性与现代性,推动了汉口早期现代化进程。     

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的变迁

汉口开埠是近代武汉城市转型的一个关节点。随着西方商品的滚滚而来,西方商业文化也开始植入传统汉口城市的母体中。在此过程中,汉口商业文化经历了从物质、制度到精神的各个层面的变迁。这种变迁总的来说是逐渐采习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的一揽子营运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高估变的一面而忽视不变的一面,传统的商业文化并未因西方商业文化的植入而一下子淡出。近代汉口商业文化实际处于一种二元过渡形态,传统与现代交融杂糅,总的趋势是走向现代。     

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变迁——基于文化接触理论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融入进程中,他们的乡土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重大变迁。与城市文化的接触是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变迁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第一,城市较为发达,城市文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第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有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和观念变迁;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接触相对广泛,并且他们能够自我调适,逐步适应城市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迁。     

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

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近代都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显示,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社会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生长培植了土壤,充实了内容,规定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综合性文娱中心又俨然是都市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是观察和形塑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窗口,是民众交游往来的拓展地和政治归属感的养成空间,进而成为城市声望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凭借,为从经济之城向文化之城的升华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1928-1936年汉口人口规模实证研究——基于汉口市政府档案与原始材料的考察

1928-1936年间汉口人口经历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人口总量发展速度经历了一个由快变慢的过程;二是由死亡数大于出生数转变为出生数大于死亡数的过程;三是由迁入数大于迁出数转变为迁出数大于迁入数的过程.在此三个转变中,汉口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一年是1930年,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一年是1932年.纵观这一时期汉口人口数量之变化,其自然增长对城市人口总量增长贡献极小;而这一时期迁入数与迁出数差值之变化趋势,与同一时期人口总量变化趋势一致.也就是说,外来人口的涌入或迁出,是导致这一时期汉口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     

对客商与汉口互动关系的历史透视——读袁北星《客商与汉口近代化》

正我们正处在城市时代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沿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城市运行规律,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要求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外来移民成为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移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近代城市史研完的一个重要课题。湖北省社科院袁北星研究员所著《客商与汉口近代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是对这一研究领城的重要开拓,该书记录了近代汉口的工商业辉煌以及众多客商的奋斗梦想,为读者展示了近代汉口作为商业移     

清初至道光年间漕运、盐业与汉口的城镇经济

汉口处水路交通要道,明清以来,漕运与盐业借此大发展.粮食与食盐的大额贸易带动了汉口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汉口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推动了码头建设,是汉口经济鼎盛的重要原因. 汉口的城市经济与盐、漕业兴衰密不可分.     

民初汉口重建借款问题研究

为了重建汉口,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民初湖北军政当局和北京政府曾经筹借外债、内债和侨债,但汉口重建借款终归落空.究其原因主要有五:国内不同军政集团之间争权夺利而不以汉口重建为重;中国政府方面因处外交弱势而无力促使外债债权方履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利影响;部分借款因担保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流产;国际财团乃至列强争夺在华权益妨碍了汉口重建借款的成功运筹.重建借款落空最终导致汉口市区丧失了在现代原则基础上实现改造的机会,城市重建在无序中完成.     

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

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这三个阶段的历史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不论是从城市史的角度,还是从早期现代化的角度,都值得加以总结。     

上海与汉口的外贸埠际转运

上海与汉口两大口岸位于长江黄金水道的一首一尾,两者之间的外贸埠际转运变迁反映出汉口作为内河口岸,虽然独立对外进出口能力一度有所发展.但无法完全摆脱对上海外贸转运的依赖,对比出上海对长江内河口岸和北方沿海口岸间外贸埠际转运影响力的不同,及长江流域作为上海核心经济腹地的重要性.上海与汉口之间的贸易关系,牵扯着长江流域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其间涉及到的商业经营、金融汇兑、人口流动及城市成长等诸多问题都值得探讨,两大口岸间的埠际贸易研究应继续推向深入.     

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

晚清旅汉粤商主要以茶业起步,为汉口“茶叶六帮”之首。通过对其与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宁祁茶叶贸易互动之考察,可知粤商既从事对英之红茶贸易,亦涉足对俄之青（米）砖茶贸易,对近代新式商人组织汉口茶业公所之创建,出口华茶品种改良及技术革新等方面有突出影响,催生了“兴商公司”这一近代汉口最大的华资机器制茶公司。同时,晚清旅汉粤商虽以华茶出口业起步,但并不局限于此。他们与外商联系密切,营业也随之而调整变化,参与了晚清中外军火贸易、轮船航运、机器纺织、城市房地产开发等新式行业的创设,为汉口城市近代转型做出了贡献。     

农民工与社会结构的互构——以农民工就业为例的分析

文章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互构机制,并以农民工就业为例,展现了这种互构机制的具体运作。认为,制度安排、经济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既限制着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行动,也为之提供着有利条件和空间;作为主体行动者,农民工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的适应行动既再生产了原有的结构环境,也推动了结构的变迁,拓展着自身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变迁了的结构又成为农民工适应行动的新的环境。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农民工与社会结构密切互构共变的过程。     

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市民参与——以民国汉口保安公益会为例

汉口保安公益会是近代汉口成立最早、最为规范的民间团体之一,在汉口城市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它以公共利益为诉求并兼顾私人需求的特点,严格自律,强化规章制度,增强会员联系,培育成员一体感,表彰成员功绩,树德立范,获得了市民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参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领域。在参与过程中,市民的公共需求和特殊利益得到了实现,参与者的"搭便车"行为则通过团体内部的制度建构得到了监督,从而有效地搭建起了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市民参与的动力机制与团体内部的监督机制,为当今城市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后城马路的兴筑、发展与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

后城马路是清末官府在汉口华界依城基筑成的最长的马路,它在民国时期屡遭破坏、失修,也多次得到拓修、改良,其形质经历了巨变,它由有最初的狭窄的泥沙碎石路变成了更为宽阔的水泥混凝土和柏油浇筑的大马路,成为汉口市内的交通大动脉。后城马路的兴筑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不但促进了市内现代化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了市内交通工具和交通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城市化、商业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的进程,并最终促进了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

本文试图通过对晚清汉口城市发展、演变的研究,从一个侧面看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城市走向近代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1 汉口,在明初还是一片与汉阳相连的无人居住的荒洲,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始与汉阳分开,成为民船停泊之所.到明末,汉口已成为一个拥有二万余居民,"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初具规模的商业城市了.     

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以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为中心

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格局而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商业中心,并显现出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经济、文化特性,因此倍受海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青睐。其中尤以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研究最为典型,其对18—19世纪汉口的商业与社区的研究,在冲击—反应、中国传统城市功能结构以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等三个方面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认知,并提出即使没有近代开埠和西方的冲击,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大胆假设,从而构筑起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民国年间汉口地方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以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汉口地方取消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地方道教管理机构,火居道士的相关事宜一般由市政府社会局或警察局等机关处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传统宗教的管理。与此相适应,汉口市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制订火居道士管理办法;二是政府对火居道士的行为予以一定程度的监管;三是实行火居道士登记制度。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管理制度。目前档案所见从1929年到1946年间,汉口先后进行了4次火居道士换照登记。政府登记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削弱、乃至取缔火居道士。不过,民国年间,由于各地社会形势不一,在执行政府政策时会有力度上的不同,正一火居道士的命运就存在一定的区别,虽然从大势来看,他们都受到巨大的打击。与广州等火居道士遭到取缔的命运不同,汉口火居道士尚有一定生存空间,能从事相关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汉口是一个新兴的移民与工商业城市,政治控制较之传统的政治中心相对松弛。     

辛亥革命与近代汉口市政体制转型

辛亥革命对中国市政体制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不容忽视。辛亥革命前夕,西方市政体制被引入了租界,市制在华界萌生,汉口市政体制的现代转型开始起步。辛亥革命促进了民初汉口市政体制现代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它提升了汉口的城市地位,为其独立成市做了进一步的铺垫,推动了汉口市政管理机构向专门化迈进,加快了汉口市政规划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促成了官治与商人自治双轨并行的二元化过渡性市政管理体制。辛亥革命所造就的政治与市政管理格局成为民国中期汉口市政体制现代转型的大背景,所奉行的三民主义转化为民国中期汉口市政体制转型的精神动力。而民国中期市制的建立与完善,既标志着汉口市政体制现代转型的初步完成,又表明辛亥革命倡导的的民权思想部分得到实现。同时,市政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又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辛亥革命宗奉的民主精神。     

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制度影响的历史分析

通过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到,不同的制度会对资源型城市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每一次制度变迁都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作用。在制度变迁中,资源赋存、生产力水平、政府干预、制度环境等因素都在影响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充分调动制度因素,建立和完善推动制度变迁的程序,对于促进资源型城市顺利转型,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