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西里的中国文化观

王西里首创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中国文学的渊源变迁做了系统的梳理。他的儒学观、文字观和民间文学观深受实证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是以西方学术体系为理论基础,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次尝试。     

理解新时代、新思想的几个视角——从十九大报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和基本观点,深刻地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新时代、新思想,是我们理解体会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大精神的一把钥匙。仅从报告在对时代问题的准确研判、对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对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担当方面看,这篇纲领性文献鲜明地表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矛盾观、人民观。首先,在时代观视角上,对时代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对当下中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作出准确把握,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历史观特别是在时代观上的充分自信。其次,在矛盾观视角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作出新的深刻分析,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观点。再次,在人民观视角上,全方位、多角度和深层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观点,通篇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彻底地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也彻底地体现了党的宗旨意识。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通篇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梦视阈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育研究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共同发展,如何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是中国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继承者和建设者,更应该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育,为中国梦的实现的夯实关键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共同为中国梦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引。因此,当代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育需要融合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共同为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育提供指导。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     

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的空间观念刍论

空间观念作为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的重要的也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古代哲人作了各种探讨和深刻论述,形成了与古代西方颇为不同的空间观.基于此,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宇宙观中有关空间观念的几个方面,包括:空间观念的形成、无限空间的观念、空间的运动观、生成观及空间时间转化的观念等.     

王畿王艮之理想境界观研究

在王畿王艮之理想境界观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既定的行为规范的约束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道德主体基于社会政治背景而对自身之生存方式、主观伦理诉求的自我感悟与体验。这就表明,在王畿王艮的伦理思想中,道德主体的自我意识与个体价值得到了张扬与肯定,道德主体之自然属性亦得到了尊重与高倡。     

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的空间观念刍论 

空间观念作为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的重要的也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古代哲人作了各种探讨和深刻论述，形成了与古代西方颇为不同的空间观。基于此，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宇宙观中有关空间观念的几个方面，包括：空间观念的形成、无限空间的观念、空间的运动观、生成观及空间时间转化的观念等。 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教育,他们在教育的目标观、地位观、功能观和改革观上既有一定联系,又有一些差异,邓小平的教育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基础上又辅之以对国情与时代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创新,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在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中国化．是在对中国教育现状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中国土壤

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开展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在重视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基本原理转化为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同时,应植根于中国的实际,对民族观教育的中国土壤进行多层次、全方位考察,进一步汲取教育的养分和把握教育的脉搏,不断赋予教育内容以鲜明的中国特征和时代特色,这无疑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生动性、实效性获得地利和天时的重要保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生成理路及人本意蕴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生成,是在特定的时代起点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尊严观的扬弃、对西方尊严观的批判和超越、对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历代领导集体分别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新纪元,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新篇章,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新发展,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新境界.梳理这一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明显的人本逻辑和人本意蕴.     

论加强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教育

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社会全体成员的主体作用;不仅要在扩大就业岗位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在统一认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上下功夫,后者是治本之策。目前最重要的是要高度重视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教育,找到人们在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上存在的误区,摸清我们在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教育上存在的缺失及教育要点,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学校的主导作用、学生及其他社会劳动者的主体作用、社会舆论的促进作用,不断改善人们的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创造宽容、理解、和谐的就业氛围,努力使中国的就业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中西方税收观论略--以历史脉络为侧重

税收观是一个国家自身经验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因税收观生长土壤不同,生成路径不一,税收观自然呈现差异性。中国古代以封建社会为主的税收观,必然体现皇权至上、"家天下"等理念。即使税赋征收方式有所变更,但为皇帝、皇权服务的核心未有变动。现代中国税收观及其理论的形成深受苏联影响,"国家分配论"体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特色。西方税收观经历了古典时代、中古时期,到近代形成了不同流派、学说,为现代西方税收观的形成、实践奠定了基础。     

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

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观念,它的演进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是与政教合一、学在王官的礼乐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凸显的是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其文学形态是诗、书、礼、乐等反映礼乐教化的贵族文学。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是与政教分离、学在四夷的道德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张扬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其文学形态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论、说、记、传、辞、赋等精英文学。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是与成长为独立门类的艺术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强调的是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其文学形态是注重形式和风格、强调审美和娱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美感文学。从局部而言,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某些文体由俗而雅最后走向衰落的现象;从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呈现由俗到雅再到衰落的趋向,而是不断地由雅趋俗,即从贵族走向精英,从精英走向大众,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准此,我们对中国文学史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描述,对当下中国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策略。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新形势下世界"中国观"的变化与加快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战略路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全球化发展调整期、世界权力结构转移期、科技产业革命发展孕育期叠加交错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正形成新的"中国观"。美国的"中国观"愈发消极;欧洲国家展现出矛盾的"中国观";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中国观"纷繁复杂;发展中国家相对集中的中东北非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中国观"则相对客观公正。在此情势下,应通过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理论路径、国际话语引导力的实践路径、国际统一战线的合作路径,协同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体系,加快改善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为发展谋求良好的外部环境。     

先秦儒家贫困致因思想研究

个人贫困观和结构贫困观,是源自西方社会学的贫困致因理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普遍认为统治者应该对百姓的贫困负主要责任,并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让百姓脱贫致富的设想,其贫困致因的核心思想可归为贫困结构观.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为核心内涵,并嵌入先秦儒家“天命”思想体系中的“贫困天定论”的影响超过了其贫困结构观,并内化为一种世俗的道德信仰或文化氛围,影响着中国人的个体思维、群体意识及统治理念.在许多国人潜意识中,至今仍然认同具有宿命色彩的“富贵在天”.以“责怪受害者”为核心内涵的个人贫困观在中国社会中没有成为主流贫困观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报应观具有伦理性、家族性、现世性和功利性 ,保持印度精神的佛教果报观具有戒律性、个体性、出世性和精神性。中国传统报应观的终极关怀是果 ,企图通过好因获得好报 ,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佛教果报论的终极关怀是因果之外的涅般木 境界 ,关注因是为了从因上断尽导致生死轮回的业报 ,最终摆脱因果 ,彻底解脱。差异产生的原因 ,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关注领域、生命意识和思维特点。     

欧洲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内涵演变研究

欧洲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都是我族中心论的放大,都是在自我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对比中确立的,有着自我文化优越的思想观念.但是欧洲中心观有着普世的价值,形成一整套知识体系,为欧洲在世界的霸权服务.对它们进行回溯、比较,对今天构建公平公允的对话平台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