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荐举之制与文人干谒之风

唐代的荐举制度和荐举风气是文人干谒活动兴盛的重要诱因。唐代荐举既可以独立于科举之外,又可以渗透于科举之中。荐举为干谒行为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社会观念为文人干谒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前提;荐举之现实影响力增强了干谒行为的必要性。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葛景春一、唐代的隐逸之风隐逸从上古时就有了，中国古代的士人说起来只有三种，就是儒士、侠士和隐士。隐士的流变性很大，真正甘心做一辈子隐士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是迫不得已才做隐士的。《新唐书·隐逸传序》把隐士分为三种：＂古之隐者，大抵有...     

略论唐代举子的干谒

由于唐代科举制度的不完善,干谒请托成为考前的必要前奏,应举士子便在这一过程中上演了一幕幕充满喜怒哀乐的活剧,引来时人不断的批评,直至宋代罢除干谒行卷,一切付诸试篇。     

李白诗歌与唐代绘画

李白诗歌与唐代绘画葛景春一、唐代的绘画唐代是中国文化在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不仅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等艺术臻于极盛，绘画也进入了成熟时期。中国绘画源远流长。若从原始社会算起，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有史记载的也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到了唐代，随着政治、经济、...     

试论唐代的纵横之风

本文从唐代士人的人格志向、干谒、尚侠、边塞诗的创作等方面论述了源于先秦的纵横之术对唐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曲折影响,并指出唐代是继先秦之后纵横之风最为鼎盛的一个时代。     

李白诗歌与唐代文化精神

李白诗歌与唐代文化精神葛景春诗歌是文化的一种，它不但要受到文化其它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而且还是文化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大系统，那么诗歌就是文化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子系统是大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它与大系统的其它各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佛缘

本文先对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几首释家题材诗歌加以解读,进而论证“出于道”的李白也是“游乎禅”的;再通过对李白平生佛教交游及相关诗作的回顾,得出佛教思想对李白精神世界曾起到一点调节作用,但远未能成为他认识世界、改善自我的终极皈依之结论。     

试析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

有唐一代,官员经商之风日益炽烈,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但都无济于事.本文对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认为主要原因有: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唐政府经商对官员的诱导、唐代官员的俸禄偏低、商品经济观念对官员的冲击以及官场和吏治的腐败等.     

对李白诗歌的文化审视──评《李白与唐代文化》

对李白诗歌的文化审视──评《李白与唐代文化》周熹李白无疑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巨人。在最近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一百个中国人》中，李白就是其中的一个。谈到唐代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诗，而讲唐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杜。因此可以...     

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与古文运动

唐代进士为天下士林所企羡.当时,科举试卷尚未"糊名",知贡举者选人有很大的自主权.实际上,当权者对举子的印象远比考试本身更为重要,他们的喜好往往决定了举子的命运.科场之外互相援引,形成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一些在文坛有名望的古文家利用进士试推荐志同道合者,影响知贡举者对人才的选拔,带来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繁荣.     

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

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武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李白笔下之月

咏月,在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诗经·陈风·月出》写道:“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借皎洁之明月表达男女相悦而思念之情,开我国古典诗歌望月怀人之先声。之后,咏月日盛,情思愈广。曹操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李白对唐代之前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从汉末到盛唐的文人诗歌发展历程,也就是在汉乐府凸显叙事性之后沿着“古诗”开创的抒情路径,逐步完成乐府诗的文人化,将诗歌的抒情性推向高峰的过程,而李白无疑是站在这座高峰之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在对《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文人诗和乐府诗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李白实现了对唐代之前抒情诗艺术的系统总结和整体超越。从中国诗歌抒情与叙事互动转换的关系上说,李白实际上是自风、骚以降包括汉魏六朝诗歌在内的前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集大成者,杜甫则是李白之后的后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开创者。     

李白的江汉之游

李白江汉之游可分两个时期,前后相距约三十年。他游江汉时的诗作,可知者绝大多数属后一个时期作品。李白自二十六岁(开元十四年)出蜀,至四十二岁(天宝二年)进京,十七年间居家多在安陆(今湖北安陆),即所谓“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在定居安陆之前,他已有过“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的经历,东游时必然经过江夏;诗云:“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俱飘零落叶,各散洞庭秋。”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论杜甫与“干谒”

“干谒”,《辞海》释为“求请;有所干求而请见。”又引书证《北史·郦道元传》:“性多造情,好以荣利干谒,乞丐不已,多为人所笑弄。”显然,这与“干媚”、“干禄”等一样,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词语,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说,意味着一段不大光彩的行径,如张衡所说:“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思玄赋》)那么,唐代大诗人杜甫一生有无“干     

“作意好奇”之风及其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

“作意好奇”是中唐的一种社会风尚,也是当时文化界标榜的一面旗帜,在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中都有明显体现。这种风尚与传奇小说“征异话奇”的先天题材优势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传奇的发展,具体体现在题材、故事情节、叙事手法和文辞这四个方面。“作意好奇”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整体上看是瑕不掩瑜的。     

文化缺省与李白诗歌英译之补偿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文化缺省是译者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李白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缺省现象,译者应本着有利于保留原作语言文化内涵和符合译文读者阅读习惯的原则,采用恰当的翻译补偿手段,充分体现诗作的文化价值,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     

长安文化与唐代小说之关系

文学是现实社会和时代生活的反映,无论何种文学体裁,从根本上讲,它的形成和发展 ,都将受到一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唐代小说的繁荣,正是在唐代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与其产生的长安文化土壤有着同生共长的血脉关联:唐代小说是长安文化培育出来的艺术奇葩,是长安文化的文学表达,长安小说的题材和内容证明和彰显了长安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     

唐代书信之文的继承与新变

书信是古人常用的一种文体。从作品、作者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来看,唐代书信数量众多,但分布不均,初盛唐书信数量较少,中唐书信数量激增,晚唐又有所回落;从作品的形式来看,唐人书信以散文为主,只在初、晚唐有少量的骈体之作;从题材内容来看,唐人书信,寄托友情、亲情的题材减少,而言仕进、论事功、谈学问的内容增多,书信抒发闲情逸致的作用减退,言事说理的实用功能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