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说琐记

辨疑志中唐时期当单篇传奇蓬勃兴起的时候,承袭六朝志怪传统的短篇小说集仍在不断地出现,但是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辨疑志》一书。《辨疑志》,陆长源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三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唐宣武行军司马吴郡陆长源撰。辨里俗流传之妄。”原书已失传,只有《说郛》(原本     

赵汸《春秋》学的师承渊源及其治学理念

元末《春秋》学家赵汸一生求学名儒,交游贤达,潜心治学,成就卓然。赵汸的《春秋》治学理念,导源于对黄泽师说的积思自悟。黄泽所指示的《春秋》学方法和理念,对赵汸研治《春秋》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赵汸的《春秋》学成就,正是对黄泽《春秋》治学方法及理念的具体践行和进一步发明。赵汸的《春秋》学,以探究《春秋》书法义例为门径,以明辨圣人经世之志为旨归,秉承师说而能思悟发明,追踪左氏而能兼综古今,浸润宋学而有汉学之风。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秦汉乡、亭、里关系的决断

《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乡、亭、里的记载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按《后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记载计算,如果真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则一乡为万户,这就与《百官公卿表》本身“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记载相矛盾。早在一九五四年,王毓铨先生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就指出,十亭一乡“不是原误,便是后人的窜改,原文     

马陵之战战址及起迄时间考

<正> 战国中期齐魏马陵之战战址向存两说。《史记·魏世家》集解:“徐广曰:‘在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虞喜《志林》云:‘马陵在濮州鄄城县(今山东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置伏。’按:庞涓败即此也。徐(广)说马陵在魏州元城县东南一里,庞涓败非此地也。”笔者认为以上两说皆非。本人初步考证,马陵战址应在今山东临郯之间的马陵山。据臧励和《古今地名大词典》:“马陵山,亦作马岭山,在山东省临沂县东南九十里,南抵江苏省之宿迁。绵恒数百里,山口崭然中直,宛如斧劈,相传为夏禹所凿”。此说根据有二:一是《史记·孙吴列传》载:齐军救韩入魏,“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今河南开封)。     

《汉书·五行志》平议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传统史学中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其中的十篇志,从总体说,历来备受学者们所推重。清代以前,对十志进行考订注释之作前后继出。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用近代眼光加以诠释,阐发其中的价值。故当代著名史学家对这十篇志给以极高的评价,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唯独其中《五行志》一篇,却是颇受讥议。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专门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今人论著中有的也视《五行志》是宣扬灾异迷信之作。那么,《五行志》设置的性质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对于刘知几的批评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土族来源又一说

关于土族族系,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土族是元朝在青海的驻军与当地前霍尔人通婚后形成的;一种认为土族以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为主,吸收了一部分蒙古人而形成;三是源于沙陀突厥。高启安在《西北民族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发表《“红帽子”考略》一文,对土族来源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作者指出:明嘉靖、万历年间及以后的一些西北边疆史料和甘肃、青海的一些地方志中出现的一个叫作‘红帽子”的部族,至少是现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土族的先民。作者引证     

关于唐会昌年间俸料钱数额问题

《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唐会昌年间官吏俸料钱数额可能有错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一文中指出的。陈先生说:“新志所载俸钱之数,为会昌时之定额,而白诗即作于会昌时,断无相差十倍之理,其为误记,尤显然易见也。”又说:“唯《新唐书·食货志》所记俸额,自太师起,至太子少傅止,较《会要》《册府》之数,多     

《三国演义》的一个缺点——地理观念薄弱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名的古典文学巨著——《三国演义》也有它的缺点,地理观念薄弱。在文学作品中,一般说来,地域之间的距离是没有必要明确表明里程的。如果要表明里程,就应该与实际情况大体相符,不能差距太远。《三国演义》有些表明里程的地方,则不是这样,如五十七回,玄德对前来投靠的庞统说:“荊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缺一县宰,屈公任之。”荆州不论是江陵,还是刘备迁治的公安,到耒阳的距离(不讲直线距离),跋山涉水,转弯抹角,也有七、八百里,《演义》说是一百三十里,差距太悬殊了。同时,耒阳在江陵和公安的东南,不在西北,这又是错了的。如果     

试谈“意”与书法创作

试谈“意”与书法创作王德仁“意”，《说文》释为“志也”。“志即识，心所识也……从心音。”又，“志者，心之所也，心之所存谓之意。”《辞海》释为“心愿”，“意向”，“意志”，“意态”等。那么，在书法创作过程中，“意”的内涵又是什么呢？鉴于上述所说，“意”...     

“不周山为岐山”说

《淮南子·天文篇》:“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不周山在何处?又《淮南子·地形篇》:“西北方曰不周之山。”高诱注:“不周山在西北也。” 古文献中又有“不周风”的记载。不周风也在西北。《淮南子·地形篇》:“掘昆仑虚以下地……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说文》:“西北曰不周风。”《易通卦验》:“立冬,不周风至。”立冬之日,北斗星斗柄指向西北。因此,立冬之不周风,仍即西北风。《白虎通·八风》:距冬至三百一十五日“不周风至”,其时已过了二十一个节     

香积寺考

香积寺建于何时何地?史书有不少记载。宋敏求《长安志》说:“开利寺在长安县南二十里皇甫村,唐香积寺也,永隆二年建”。宋大昌《雍录》云:“香积寺,吕(大防)图,在子午谷正北微西。唐本传云,距丰水临大川者沈水、交水……寺在丰水之东,交水之西也。”宋张茂中《城南游记》注云:“陟神禾原西望香积寺塔,     

新发现的山西元代方志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现存山西最早的方志,为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印的《山西通志》,在华北地区,仅次于正统十年(1445)刻印的《大名府志》。残本《永乐大典》中,尚保存有较完整的《太原志》和《辽州志》,修于洪武、永乐年间,又较以上二志为早,明以前志则多已散逸。近年来,笔者辑录了数百种山西古方志,     

赤壁辨

古赤壁的地点,历来众说纷纭,计有汉川、汉阳、黄冈、武昌、蒲圻等说。本文拟就各说的由来、依据和分歧,加以综合、比较、分析,兼对《光明日报》刊登的丁力同志和吴应寿同志关于赤壁在何处的两文,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汉川赤壁说赤壁因赤壁之战而著称于世。关于赤壁之战的地点,其说虽多,归结起来,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在长江流域;一是认为在汉水流域,而汉川说即其代表。汉川说最早之所出,已不可考。但据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说:“赤壁草市在县西(即今汉川县)八十里,古今地理书多言是曹公败处。”可见此说来源很古,在唐和唐以前是颇为流行的。《元和郡县志》批驳此说时指出:“案《三国志》,曹操自江陵追先主至巴邱,遂至赤壁,败归南郡,赤壁在巴邱之下大江之中,与汉川殊为乖谬”。我们认为该志的说法是正确的,并依据《三国志》对它作下列说明。     

郭璞的文化成就及其悲剧结局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晋代著名的文学家训诂学家,神话学家。他虽然活了不到五十岁,但其文化成就却是多方面的。郭璞一生的著述很多。《晋书·郭璞传》说:“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仓》、《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十万。到了唐代,魏征等修撰《隋书》,《经籍志》里仍著录有:《尔雅注》五卷,《尔雅音》二卷,《尔     

媲摩城恐非汗弥城

或曰《大唐西域记》中的媲摩城即汗弥城,窃以为恐有疑问。或曰即坎城,窃以为极有可能。《大唐西域记》于阗国条:”王城东三百馀里……至媲摩城。”《新唐书地理志》:“又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据玄状行进路线和里程,媲摩城或即为坎城镇。《新唐书·西域传》:“于阗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之东有汗弥,居达德力     

马谡是“自杀”的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林汉达先生的《三国故事》中,把马谡写成“认罪自杀”:“……诸葛亮吆喝一声,先把将军李盛砍了。他对马谡说:‘我要是不把你办罪,全军不服。’他就把马谡下了监狱。”“马谡在监狱里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他写了这封绝命书,就自杀了。”说得煞有介事。马谡“自杀”之说不知何据。但我稽查史籍,事实完全相反。陈寿《三国志·蜀志·请葛亮传》说:“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第922页)《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也说:“……谡督     

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

一、问题的提出“成都”的出名,是从蜀国开明氏在这里建都引起的。这件事,《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都”。在《华阳国志·蜀志》里更记载得详细一点,它说:“君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传开明尚焉。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徒治成都”。华志说开明尚是开明氏的第九代,而《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却说:“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复称王也”。开明尚到底是开明氏第几代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可     

明代西北屯田始于何时

明代西北屯田始于何时?由于史籍记载不一而说法不同。大致有三说。一是“始于六年”说。《明史》、《罪惟录》和《甘肃通志稿》持此说。《明史·食贷志》云:“(洪武)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     

论《日本国志》的经济思想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中,有一部系统地研究和全面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著作,它就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该书分十二类: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共四十卷,五十万言。其中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就有《食货志》六卷,其次如《职官志》、《物产志》、《工艺志》皆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经济问题,表现出黄遵宪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