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与宝船辨析

关于郑和宝船问题,过去论者见仁见智,争论不休,主要是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郑和下西洋各个时期所使用的船只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主要分三个时期:一、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二、郑和四至六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三、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用船只.本文不仅对这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辨析,而且对宝船之名及其设计建造、数量、大小诸问题进行了考证廓清.     

姚广孝真的下过西洋吗?——兼及《姚氏族谱》相关记载之误

近年来学者根据福建《姚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指出明初永乐一朝重臣姚广孝曾随同郑和下过西洋,称这是国内相关研究的新进展.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认为《姚氏族谱》中所记姚广孝曾经同郑和下西洋的内容,并不合于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郑和下西洋的主旨是为了"迎佛骨"等结论,更是缺乏可靠根据的.     

宋代的造船业与船户

一宋以前造船业的发展在我国悠久的文化中,造船业发达较早,长期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甲骨文的(?)字即船字。《诗》曰:“泛彼柏舟,在彼中河。”水上交通工具的出现,为创造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易》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作为水上交通工具的船,早已用于作战,“秦为舶舡万艘攻楚。”马援出征,统率楼舡大小二千余艘。汉武帝“浮江射蚊,舳舻千里。”历代皇帝运用水上工具寻欢作乐,汉武帝修周围四十里的昆明池,作大舡可载万人,舡上起宫室。汉代造船业已相当发达。汉代水灾时,有发船五百艘“徙民避水”的记载。三国时,东吴的交通运输主要靠船,能载马八十匹的船,还不算大船。曹丕《沂淮赋》云:“建安十四年,王师东征,泛舟万艘。”晋武帝准备攻吴,诏令王濬作大舰连舡,方百二十步,载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东吴灭亡时,西晋接收的船只在五千艘以上。东晋末,孙恩起义,有楼船千余艘。卢循从广州北上,有楼船九艘,高十二丈,上下四层。大船载重量达二万斛。造船技术精湛。《晋宫阁记》所记各船,渐趋精巧,天渊池中有紫宫舟、升进舡、曜阳飞龙舟、射猎舟;灵芝池有鸣鹤舟、指南舟;舍利池有云母舟、无极舟;都亭池有华润舟、常安舟。隋炀帝的“龙舟”则极尽其奢侈华丽之     

泉州平原的开发与水上居民的定居——以石狮祥芝半岛为例

与福建沿海其它地区不同,在明清泉州的地方文献中,关于昼民的记载十分罕见.本文以石狮祥芝半岛为例,认为经过宋元泉州的开发和明代的户籍制度、军事制度的改变,提供了水上居民合法陆居的机会,泉州湾大部分的水上居民可能就此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并发展起自己的宗族组织.     

浅述郑和墓维修及其价值

(一)1.查阅方志,寻找郑和墓地的依据郑和六次下西洋回国后,做了南京守备.宣德五年(1430年)奉命第七次下西洋,死于古里国(今印度南部).这样一位伟大的航海家,死后葬于何处呢?人们十分关心此事.据清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牛首山“有太监郑和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覆命,卒于古里,赐葬山麓”.又据《金陵物产风土志》记载:“牛首山郑太监坟,即郑和埋骨处也.植红豆树一株,干叶作碧绿色,结果如红豆,予幼时犹及见之,今俱濯濯然矣”.地方志的记录,说明了其历史的可靠性,为我们查找墓址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由于没有指出其具体的地点,对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2.调查考证,初步确定郑和基址在牛首山.一九八一年,笔者随有关人员前往牛首山对郑和墓址进行实地勘查.在山脚下的江宁县谷里乡周村,老百姓反映有座“回回山”,山上有座“马回回墓”.调查人员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循着“线索”,披荆斩棘,在杂草丛生的牛首山脚下查找到了郑和墓地.只见:墓园宏伟,坟扩明显、扩呈马蹄形,由人工用土垒成,周长约200余米,墓色土质,隆起高约5米.据说,这里原有郑和墓碑,还有石刻等建筑.一九八四年,笔者主持郑和墓的维修工程,在墓前发现碎砖残瓦,还有一块完整的明砖.距墓不远处有一个小村庄曰“郑家村”,村民自称其是“郑墓”的     

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与卫拉特蒙古史学的发展——几篇土尔扈特汗、诺颜的"世系谱"

1771年,土尔扈特等部从伏尔加河东归故土,给故乡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清朝统治也从此影响着他们的史学传统.通过对几篇18-19世纪"土尔扈特系谱"的研究,可以取得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初步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卫拉特史学从对清朝"输出"历史知识开始向"接受"清朝官方史学知识转变:使用了土尔扈特东归后清朝分封后的冠名;系谱更多表现的是贵族阶层受清朝皇帝册封的历史;编纂体例受到清朝表传体例的影响.这些转变说明,土尔扈特蒙古人被纳入清朝藩部体系后,其史学意识无形中已被打上清朝官方史学的烙印.     

从欧阳修碑志文看宋初士人的"言事"热情

欧阳修的碑志文记载了宋初大部分著名文士的命运,从这些生平记载中,可以看到空前高涨的"言事"热情。这里有积极论事,体现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国家的建设精神的事迹;也有激烈争论,体现士大夫批评意识的风范;有不合于世、智慧托诸评鉴的不朽追求。     

话说皇帝

自古以来,皇帝是特别爱被文人谈起的话题.虽然也有不少歌颂皇帝、谴责自己的"臣罪当诛,皇上圣明"之类的文字,但更多还是嘲笑、侮弄皇帝的.战国时期,孟子谈到殷纣王,直斥为"独夫纣".睢景臣在<高祖还乡>中对于农村痞子出身的刘邦的流氓作风刻画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这是挑战皇权,实际上是皇帝在中国人心中历来就缺少神圣感,谁都可以拿皇帝来开开玩笑.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元代天妃祭祀与帝国海运秩序的维持

元代拓展利用海洋的重要举措就是实行粮食海运,而为祈求海道安全,蒙古人寻求神灵世界的帮助,天妃作为汉地传统的航海保护神为元朝所继承。官方的天妃祭祀服务于帝国海运的安全,不仅元朝皇帝时时遣使致祭,司职海运的官员亦积极建庙祭祀天妃以确保帝国生命线的畅通,其天妃祭祀仪式在继承传统礼制的基础上,力求凸显元代皇帝受命于天的权威以及族群和谐的政治秩序。天妃信仰对于沿海承担海运任务的民众起到一定安抚人心的作用,不过吏治腐败和始终奉行的族群分离政策使得海运秩序最终崩溃,元官方奉行的天妃信仰在两浙沿海航海民众中影响有限,留给世人"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感慨。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