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与宝船辨析

关于郑和宝船问题,过去论者见仁见智,争论不休,主要是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郑和下西洋各个时期所使用的船只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主要分三个时期:一、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二、郑和四至六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三、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用船只.本文不仅对这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辨析,而且对宝船之名及其设计建造、数量、大小诸问题进行了考证廓清.     

论郑和下西洋中的宗教文化传播

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无论在郑和使团内部成员之间还是郑和使团与海外之间都进行了宗教文化传播,并产生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其中,传播的内容是当时流行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传播方式大多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传播媒介主要是口头语言、体态语和文字等,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呈现出信息接受与反馈的双流向.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2005年是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有“寻找惠帝踪迹说”、“联印抗蒙说”、“发展对外贸易说”等多种,所持各有其理,亦各有偏颇之处。从其活动范围和时间间隔看,应该根据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将其目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后期的目的发展为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     

论郑和下西洋中宗教文化的规范性传播

在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使者,在海外进行了多种文化传播活动。无论在郑和使团内部还是在郑和使团与海外人民之间,都进行了宗教文化传播,且大多通过宗教活动进行传播,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及传播效果上,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     

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前,15世纪初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是当时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为繁盛的国际贸易网之一。它的形成,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使团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贸易使团,远航持续近30年,开通了海道,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将"和番"与"取宝"结合在一起,在给区域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同时,所到之地进行互惠互利贸易,也促使国际市场繁荣,推动商业贸易兴盛,导向区域经济发展。由此东西方商路大开。郑和下西洋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以及移民海外热潮兴起。一种以东方的航海模式、贸易模式和国际交往模式建构起来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才有所改变。     

郑和下西洋与满剌加的中国移民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满剌加时期的中国移民活动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与马来西亚友好关系和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促进了中国向满剌加的移民。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

发生在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当时最伟大的海上远征。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看,郑和下西洋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能够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将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结合,认为《明史》所说的“耀兵异域”是保障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郑和下西洋是含有威慑手段的外交出使,军事威慑、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共同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多重目的。     

郑和下西洋未能带动中国发展原因探究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外关系活动的一次伟大壮举。它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中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友好往来。但这样重大的航海壮举却未能带来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其内在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

追寻全球化的缘起,自古以来,人类交往的主要途径是陆路.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东汉甘英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变.至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持续近三十年,形成了人类交往从陆向海发展的强劲态势,西洋凸显,中外交往从陆向海的转折发生;进而满刺加(马六甲)兴起,人类交往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发生,遂使东西方文明汇聚中心从此脱离亚欧大陆,转移至海上,最终奠定了东西方文明汇合于海上的格局,预示了一个整体世界在海上形成.不仅如此,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还宣告了人类以人力与马匹为主交往阶段的衰落,和以科技含量占重要地位的交往新阶段的开始.郑和远航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既是古代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改变人类历史的航行.     

郑和七下西洋的当代意义及其启示

1405年7月11日,一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远洋船队在郑和率领下,从今天江苏省太仓县刘河镇(当时称刘家港)出发,出现在东海海面,开始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文化、经济、政治和外交之旅,一路向南、向西航行,途经现在的越南、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卡,直抵印度的卡利卡特。在随后的28年里,郑和统率舟师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今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孟加拉、印度等国的沿海地区,最远处到达现在的伊朗、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海上力量盛极一时。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郑和的时代早已远去,他的名字…     

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郑和率领的七下西洋壮举,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断谱写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     

清军入闽与郑芝龙降清事考

本文考证了清军入闽之后的仙霞岭之战、分水关之战以及清军攻克建宁府、延平府、汀州府、福州府的过程,从而证明《清实录》、《清史稿》等书所栽博洛等人苦战而得闽中的记载为谎言.对郑芝龙降清一事,作者也根据新史料对其动机与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文章认为:明末清初的中国海洋势力有拥清派与拥明派两大派系,郑芝龙降清失利,表明获得统治权的清廷尚不理解东南的海洋势力,这一问题最终在康熙朝获得解决.     

郑吉“数出西域”考论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分析,推论认为：《汉书·郑吉传》所载郑吉“数出西域”,很可能是指他曾参加过太初元年（前101年）击大宛、元凤四年（前77年）刺杀楼兰王、本始二年（前72年）护乌孙击匈奴等事件。     

俄属芬兰男爵曼纳海姆(马达汉)西域考察中的官员交往

本文就俄属芬兰男爵曼纳海姆(马达汉)西域考察中与新疆各地各级官员的交往,结合清代档案史料,论述了清末新疆的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