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傅玄的经济思想

傅玄(公元二一七——二七八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泥阳)人。他在曹魏时曾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即当时管理屯田的官吏。晋武帝司马炎为晋王时,迁散骑常侍。西晋王朝建立以后,曾任御史中丞及司隶校尉等职。 傅玄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也是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识的经济思想家。“面歧路者有行迷之虑,仰高山者有飞天之志”。傅玄自拟的这两句铭言,正是他面对坎坷不平的歧途,充满惆怅、疑虑、搏击、进取的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傅     

论魏晋禅代

咸熙三年(265年)十二月,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奂退位,曹魏政权移交给晋武帝司马炎,结束了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 正式的政权移交过程是和平的不流血的。这种方式古人美其名曰“禅代”或“禅让”。取法上古圣王尧舜禹的传说。     

从陈寿与傅玄的评语透视曹魏的政治与思想——以魏文帝曹丕为中心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评价魏文帝曹丕“不够旷大”,而傅玄在他对晋武帝司马炎的上疏中有“魏文慕通达”的评价.二者对曹丕性格的评价,从字面上看,似乎颇有冲突.这势必影响到我们对曹丕本人及其政权、执政思想的正确判断.而鉴于曹丕一朝在曹魏政权中的重要位置,深入分析陈寿与傅玄评语的内在意蕴,将有助于我们对曹魏政治与思想演变的正确理解.     

武则天与洛阳

唐朝建都长安,称洛阳为东都。从唐高祖至唐高宗,都是以长安为其政治中心。但武则天亲自执政以后,洛阳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原因何在,本文拟作探讨。 (一)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七日,中宗即位。光宅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睿宗。从此,武则天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九月,武则天又改东都为神都。从唐高宗死到武则天退位的二十多年间,武则天除了长安元年(7O1)十月到三年十月的二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在洛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中宗重新上台。二月,就又改神都为东都。显而易见,武则天的政治生命是与洛阳共始终的。     

司马懿在三国统一中的作用

赤壁之战后，魏、吴、周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从此到嘉平初年的40余年间，我国出现的三国割据称雄到吴、蜀的衰落，魏国的相对强大这样一个局面，为以后司马昭兄弟灭吴、蜀，司马炎建立统一的西晋王朝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司马懿在他仕魏的40余年中，作为魏国中、后期的出色谋略家．从进入曹魏统治集团后，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沈国，完成统一中国之大业这一目标．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当时的局势起了何种作用，这些都是颇值探讨的问题。军事方面。景初二年，司马懿“使将兵四万讨辽东”（1），一举扫平了割据辽东三世的公孙渊，统…     

试论傅玄的乐府诗

傅玄(公元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东南)人,是魏晋之际一位重要的作家。据《晋书》本传记载,傅玄一生“著述不废”,除撰有《傅子》一书外,“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但是,由于频仍的战乱及其他种种原因,傅玄的作品保留下来的,却为数寥寥。在梁代,他的作品剩有五十卷,散失了一半;到隋代,《隋书·经籍志》载为十五卷,又散失了大半;再往后,《宋史·艺文志》记着一卷之数,尚不知为文为诗。只是由于唐宋人的书注类书的征引,明人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葛洪文艺思想论

葛洪不仅是一位神仙思想的狂热信徒 ,还有相当深厚的儒学素养。葛洪生于公元 2 83年 (晋武帝太康四年 ) ,字稚川 ,丹阳句容人 (今江苏句容 )。葛洪祖辈累世为官 ,祖父为吴国大鸿胪 ,父历任吴会稽太守和晋邵陵太守。十三岁时 ,其父在任职中去世 ,这给他家庭的经济情况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葛洪十六岁始读《孝经》《论语》《易经》《诗经》 ,吸收了儒学素养。后来 ,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他从仙家郑隐学道。不久 ,张昌起兵江南 ,晋王朝“平叛”后 ,葛洪因军功被授予伏波将军的称号。后葛洪为阅览过去未曾接触的典籍而启程前往洛阳 ,因故…     

《南史》考疑(一)

《卷一·宋本纪上》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 ,宋公玺绂。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18页 )按 :“湛” ,即袁湛 ,其奉晋命授刘裕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事在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4 16)十二月。今考之本书《袁湛传》云 :“义熙十二年 ,为尚书右仆射。武帝北伐 ,湛兼太尉 ,与兼司空尚书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武帝 ,帝冲让。”本书《范泰传》云 :“后加散骑常侍 ,为尚书 ,兼司空 ,与右仆射袁湛授宋公九锡 ,随军到洛阳。”皆记袁湛至洛阳授刘裕宋公玺绂等事时所任乃尚书右仆射 ,与此作“尚书左仆射”者异。又考…     

隋唐时期的洛阳商业

隋唐时期的洛阳,不仅政治上与长安并称东西二京,同时又是中外闻名的商业都会。按照这一时期洛阳商业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安史之乱(公元755年)为界标,划分为繁荣与衰落两个阶段。 在安史之乱之前,洛阳商业相当繁荣。隋代洛阳商业在政府所建的三个市场区,即丰都(东市)、通远(北市)、大同(南市)进行。三市规模巨大,以丰都市最宏伟,繁华,“周八里,通十二门”,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唐承隋制。隋着唐初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商业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其表现:一是在三市外又出现了其它的商业区,二是不仅市外有商业区,而且一些坊内设有店肆。三是南距北市一坊渠地的漕之一带,成为商品集散地。     

孟郊在洛阳的家事、交游和诗歌创作

洛阳时期是孟郊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时期。从宪宗元和元年(806)河南尹郑余庆辟为水陆运从事,到元和九年(814)赴任兴元军参谋(于途中暴卒)之前,他前后居住洛阳达九个年头。考察一下诗人这一时期的家事、交游和诗歌创作,对于全面理解孟郊,深入探讨中唐诗歌的发展,都很有裨益。 孟郊来到洛阳,是在辞去溧阳尉之后。在任期间,由于他不满意区区一尉的微职,痛感“前心骤相乖”(《溧阳秋霁》),加之不堪忍受“饱泉亦恐醉,惕宦肃如斋”的官场束缚,     

论魏晋士林的审美人格境界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无论从政治、社会而言都充满了动荡纷乱,充满了灾难和悲痛,但此也刺激并唤起了魏晋人意识的觉醒,形成了魏晋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林所追求的人之内外、形神、本末及名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最终达到与天地万物同一、佛道同流的审美人格境界。     

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兼论"亭亭复一纪"之年代问题

历来注家皆认为《饮酒》作于东晋,本文提出《饮酒》作于刘宋。《饮酒》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感,言新朝也会灭亡,当作于入宋。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比夜已长"与《述酒》"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皆以黑夜象征刘宋政治黑暗。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来自竹林七贤;象征政治不合作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则是来自陶渊明的新玄学实践境界。     

元《至元杂令》发覆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翻刻本《事林广记》所收元《至元杂令》不是完整地录自当时法典中的《杂令》篇目,而是杂抄元至元前期在行的各种法令、制度而成。因此不能将其视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其编撰刊行时间,当在前元至元十二年至十四年(1275—1277)之间,是书商商业运作的产物。《至元杂令》明显地烙有金朝法律的印迹,它的编撰刊行,反映了元朝法律由使用借鉴金朝法律向元朝制定法过渡的时代特征。     

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探析西汉至晚清历代学人校勘《楚辞》的起始与发展轨迹 ,比较楚辞学史与中国图书史可知 ,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应分为 :两汉初兴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发展期、宋元明兴盛期、清代大盛期这四个历史阶段。     

诗人穷途亦为道——晚年元好问的存道文化心理

金末诗人元好问,不仅是诗坛旗帜,更是穷途而为道奔走的仁人。他为崔立功德碑撰文,出于存民之想;上书耶律楚材,只为存续衣冠礼乐载体之性命;谋修金史广辑史料,乃是惟恐道亡礼逸的力图保全之举。所以,虽说诗人晚年穷途,却是为道忙碌终身。     

探析我国古代东北地区陶瓷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辽金时期是我国东北地区陶瓷业发展的繁荣阶段,而后制瓷业由盛转衰,与中原、南方地区相比,其起步较晚,持续时间较短,品质相对粗糙。对此,从区域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政治与战争、人口与社会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概括,初步讨论了从辽代至清代东北地区陶瓷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悲恋逝去故国与渴望新朝和平--论河汾诸老诗歌的家国主题

河汾诸老是金元易代之际生活在黄河与汾水之间的八位诗人.由于所处时代、生活经历的相似,诸老们不约而同地写作了一些反映时代、社会和国家命运的诗篇.它们之中既有悲恋逝去故国的作品,也有渴望新朝和平的佳作,共同构成了河汾诸老诗歌中看似矛盾的家国主题.     

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看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脉相传 ,没有任何中断 ,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中华民族有“治史”的传统。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乱世” ,仍然保持着治史的传统 ,史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大力倡导治史 ,弘扬中华文明 ,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从唱和词集为《全清词·顺康卷》补目

《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把清词、甚至清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台阶。然而,把清词网罗无遗显然难度极大,搜遗辑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笔者近期关注清初词,发现许多唱和词集有《全清词·顺康卷》未收词作,顺便补录274首,以俟补编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