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概念新论

刑法学和犯罪学对犯罪概念的研究是割裂的和落后于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不但影响了学科对话,而且使学科建设和发展陷入瓶颈。犯罪概念是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追求跨学科的、统一的犯罪概念是不现实的。通过犯罪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出刑法学与犯罪学的正常关系应该为：在犯罪学领域,犯罪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价值属性,体现在对其行为及后果的测量上;在刑法学领域,犯罪是一种规范性事实,是对作为社会事实的犯罪做出的规范上的价值评价,体现在对犯罪的处置上。     

当前我国犯罪学本体发展的反思与抉择

我国犯罪学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以及应用价值等学科基础性建设上存在的结构性缺位,是犯罪学学科本体建设上的先天不足,并已成为犯罪学发展中的隐患。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犯罪学的研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治理的紧迫需要,也使犯罪学界有了紧迫的危机感。所以,近年来犯罪学界为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对我国犯罪学学科现状的审视、反思,也是犯罪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本体性建设的考量,这种反思和考量是学科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在当前,犯罪学应克服本体研究的松散状态,建构清晰的本体建设发展目标。梳理学科本体研究,分析我国犯罪学学科本体存在的问题现状,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从学科的层面认识和把握对犯罪学发展的路径抉择。     

犯罪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困境

尽管国内犯罪学理论研究视野开阔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背靠社会学的发展也使得它在法学领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社会对犯罪理论的过高期待与信息资源的相对短缺,极大阻碍着犯罪学的纵深研究;三段式理论的固化和泛化研究替代严谨论证的做法,也导致问题与立论分离;经验观察替代科学实证,降低了犯罪学的学科价值.为此,犯罪学的解困在于恪守事实科学的本分,保持独立批判的眼光.     

论犯罪统计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犯罪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科学以统计为基础,犯罪统计是犯罪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国犯罪学理论研究的不发达与犯罪统计研究的落后有关。加强对犯罪统计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犯罪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信任与合作理论视野下的犯罪原因探析

犯罪原因论是犯罪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犯罪原因的探讨也是犯罪学领域一直追寻答案的核心问题。犯罪现象的发生可以看作是社会信任机制缺失的极端状态,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正是行为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制度的不合作。本文以信任与合作理论为视角探讨犯罪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期拓展研究思路,丰富研究方法。     

刑法学之外的犯罪学属性界分

传统犯罪学在我国一直处于刑法学的附属地位。在学科属性上,犯罪学被视为刑法学的下属分支学科;在研究对象属性上,犯罪学的"犯罪"被认定为刑法学的"犯罪"。但是,犯罪学远远超越刑法学所确立的范畴或刑法学无法完全涵盖犯罪学的全部内容,二者并非包容关系。从本质上来说,犯罪学有其自身的属性,即犯罪学在学科属性上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法学,其研究对象是犯罪社会现象而非犯罪法律规范。因此,在刑法学之外作出犯罪学本身的属性界分有其特定的恰切性。     

实证主义犯罪学研究方法初探

实证主义犯罪学研究方法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犯罪问题上的运用,犯罪学研究也是一种社会研究。实证主义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支持着整个实证主义犯罪学的研究。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给犯罪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在实证主义犯罪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还需要采取一些完善措施。     

刑法视野下旅游犯罪的新界定——旅游刑法的立法思考与构建

社会学旅游犯罪学说的缺陷主要在于没有将旅游犯罪置于刑法学或犯罪学的视野下进行综合考量,有失偏颇.从理论与实务上来看,将旅游犯罪置于刑法视域的框架内来关注应该是较为理想且可行的研究方式.从刑法的层面来探讨,应该将旅游犯罪视为法理上的类罪,其所侵害的是旅游法所保护的特定法益,界定旅游犯罪时应充分尊重并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旅游刑法的设想,为旅游活动中严重违法行为的刑事解决机制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从传统犯罪学到数字犯罪学的代际更新

在数字化时代，犯罪学的研讨主题从“城市吸引犯罪”演变为“网络吸引犯罪”，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成为全新理论要素，犯罪的平台治理模式崛起，看门人规则为之提供了体系化的制度依据。在域外，理论界明确提出数字犯罪学的学术标签，以犯罪学智识助力数字社会的秩序重建成为时代主题；在国内，数字犯罪学依循着基于平台生态系统的系统论路径，通过在线控制的信息论路径以及基于看门人规制的控制论路径风靡云涌。数字犯罪学研究有力回应了传统理论对新型犯罪解释乏力的失语困境，一跃成为当下最有活力的研究方向。今后，数字犯罪学应进一步重视对新型犯罪及网络黑灰产业的现象洞察、对传统犯罪学的传承与发展、看门人规制的适用及其问题、平台治理的价值权衡等重大理论问题。     

犯罪学视野下的犯罪概念初探

犯罪的概念是犯罪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它是犯罪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只有对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做出一个科学、明确的界定，才能更好地开展对犯罪学基本理论范畴如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等问题的相应研究。而对于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科学界定需要建立在上位概念的澄清——犯罪学中“犯罪行为”之范围的界定及其价值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     

罪数论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罪数论肩负解决罪数的判定基准及其处罚原则的双重任务.其中,罪数的处罚原则是本源问题,罪数的判定基准是衍生问题.罪数判断的实质是检视行为事实与犯罪构成是否相符合的过程,因而应以犯罪构成为基准,且重在行为要素的判断.确定罪数的处罚原则应遵循罪刑均衡原则,坚持一罪一罚,数罪数罚,但对数额犯等个别罪数类型,出于诉讼效益考虑,可以采用累计处理方式.确定罪数的具体类型,便于对行为事实之罪数的判定,因而应以行为事实之结构类型为标本,同时结合认知必要性及法之合理规范.     

结果犯概念检视——一个被忽视的刑法学基本概念的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结果犯是指构成要件中规定了构成要件行为和结果的犯罪,与犯罪停止形态没有直接关联,立法规定结果犯体现了结果无价值的倾向;我国刑法理论的结果犯是指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标志的犯罪,是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犯罪类型。结果犯的结果,有的根据法规范特征可以得到简明判断,有的需要进行实质的犯罪论解释。结果犯作为行为犯相对应的犯罪类型,只有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不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之分。      

全球化语境下有组织犯罪概念之界定

经济全球化给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界定有组织犯罪要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为基础。国内外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界定纷繁复杂,歧义丛生,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区分刑法学与犯罪学两个层次的概念界限,并且以我国刑法规定为标准,结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则,将有组织犯罪在广义上界定为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集团犯罪,而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则仅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劳动教养制度的犯罪学思考

随着犯罪学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犯罪学研究成果颇丰,各种犯罪学论著为我国犯罪学学科建设和防止、减少犯罪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之争面前,犯罪学关于劳动教养的研究却沉寂已久。劳动教养制度在性质、范围、对象、执行各方面和犯罪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研究息息相关,犯罪学研究应该关注社会现实中的犯罪倾向和治理,应该在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以及改革发展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以完成时代所赋予的犯罪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利用建筑设计实施犯罪预防之可行性考量

犯罪预防是犯罪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1]。建筑与人类的全部生活发生着广泛的联系,包括人性的阴暗面———犯罪,因此建筑也应力图围绕犯罪预防进行设计。从介绍犯罪场入手,导引出建筑场的理念,进而提出转化建筑场和犯罪场以更好地实施犯罪预防的策略,并着重从物质预防、心理预防和实例角度对其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对亲告罪制度扩大适用的再思考

笔者针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学者提出的应通过修改刑法,扩大亲告罪制度的适用范围的意见,结合犯罪学理论与刑法学理论做了一些批判性的反思,认为我国亲告罪立法完善的方向,不应当将重点放在亲告罪范围的扩大上,而应该关注如何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来保障公民的自诉权得到有效行使。     

试论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先秦儒家承袭了前代的犯罪学思想 ,但又予以改造和发展。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是世俗的思想理论 ,这一理论摆脱了神权的束缚 ,以民本主义的观点对犯罪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曾有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的犯罪原因理论、先秦儒家的犯罪防治主张以及伦理(道德 )与犯罪之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