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小说人性理想浅探

沈从文对湘西自然山水景物的精心描绘,对弥漫着浓郁牧歌谐趣的边地自然生活氛围的着意渲染,以及对蕴含着平和处世精神的边地自然人生观的深入揭示,构成了他讴歌健全人性、张扬人性理想的表现基础;而对原始生命强力的显现,构成了沈从文表现湘江西完美人性的基本内涵.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这体现在他的想像方式、自然观、命运观以及所展示的自然人性系统中 ,也包含在他的艺术观中三个极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沈从文的道家观点 ,主要不是他潜心研究所得 ,而是他受大自然熏陶所涵养成的一种气质禀赋 ,从自然中悟得而应用于人事方面的一种智慧。     

论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审美个性

沈从文的早期小说一直以来因艺术上的相对稚拙而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如果耐下心来细加剔除与爬梳,还是可以触摸到其浓郁的"自叙传"色彩、独特的叙事模式和鲜活的叙事语言等鲜明的审美个性。也许,这正是作品在当年得以屡屡刊出,并使沈从文很快成为"多产作家"的重要原因。     

湘西“土匪”：抗美援朝的另类英雄

从湘西山林到朝鲜战场,一万多名湘西“土匪”走上了自我救赎之路。然而,回家后他们才发现,从军洗去“黑脑壳”烙印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无比艰难。     

论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之成因

汉代楚歌最能激发人意的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抒写悲怨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汉代楚歌中的数量最多、最具典型性。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的成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就渊源而论,汉代楚歌“悲怨”的审美特性要追溯到“南音”的影响;二是汉代许多楚歌的“悲怨”之声主要源于政治斗争的失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楚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三是汉代楚歌“以悲为关”的成因与楚地巫风盛行有关。     

论“美是意象”

朱志荣先生提出的"美是意象"说站在主体的无我和圣人之境上建构意象,这意味着把美放置在宇宙观视域之下,让物象回归到物之所为物的状态。但主体情感说以及朱氏强调的情意情理与无我与圣人之境存在着矛盾。尽管朱氏提及意象的诗性思维、想象力、空灵可以让意象富有超验性与超越性,但是圣人、至人主体说以及以物观物理论上可以建构"美是意象",而实践中落实到个体时,则呈现了"美是意象"的矛盾性。     

川端康成文学的美韵风格

川端康成是日本唯美主义代表作家,他把传统的自然描写与现代的心理刻画融为一体,在东西方文化的接合部独辟蹊径,形成了川端康成文学的美韵风格。川端康成文学具有独特魅力,其影响超越了日本国界,并对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具有启示作用。     

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

语言具有“意指”和“效果”两大功能 ,任何一种语言的运用都首先是传达一定的意义 ,然后才谈得上产生一定的效果 ,包括审美效果。如此理解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 ,就使得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都具有了共同的语言“内核” ,即传达某种思想信息的意指性。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以意指功能为前提并借助意指功能显示出来 ,由此决定了文学语言意指功能的特殊性。当我们把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与它的意指功能的特点联系起来考虑时 ,就会发现 ,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主要包含自指性、曲指性、虚指性这三重内涵。     

“诗经”审美心理论

明人万时华云:“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①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虽然把握了《诗》之为诗的视角,但他们把中国古代美学的起点或定于孔子,或定于老子,均未对《诗经》所涵盖的审美心理作系统的阐论,这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其实,任何理论的起点既不可能是不可穷尽的无限,也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有限,它只能是一个无限与有限相统一的动态过程。不揭示《诗经》的审美心理,就不可能真实把握中国古代美学的起点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诗经》作为我国最…     

论中国东方技术美学的审美特征

中国东方技术关学是在儒、道、释三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人所独有的关于技术美的理论价值体系,它潜在于东方文化体系之中.儒家以正气为美,认为只有体现了"仁"的技术才是美的技术,功利性的技术被融化在非功利性的诗性人格境界里.道家以万物皆通为美,它能打通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玄妙是其技术美的外在表现.释家以见性为最高境界,只有"顿悟"才能"见性".它强调以慧能世界为根本,以智能世界为技术现实,慧智双修奠定了东方技术美学天然的反技术异化的力量基础,有着西方技术美学所不具备的境界优势.把握这些审美特征,光大中国东方技术美学.在西方科技与人文严重分裂的今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人情化特质及其现代转换

中国日常生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人情世界,且该人情世界有着多重意蕴与基本特征。文中在对人情世界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上认为,人情与人情世界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但更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亟须对人情世界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转换。     

论南北文风在贞观文坛的整合

本文从贞观文坛的理想入手,指出其“性情与功利兼收,文华与实用并蓄”的目标,继而在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分析中找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这一差距正是政治实用性与文学审美性的矛盾,也就是南北文学之间的差异。进而揭示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达到对文学本质的把握,并隐含着对南北文学成功整合的理想文学的设想与向往。     

光源氏——世界文学"多余人"形象的雏形

文学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反映。规律性的社会现象的出现虽然会因国家、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迟早之分,但它不会违背规律形成空白。因此,从世界范畴看,19世纪俄罗斯贵族文学时期以奥涅金为代表的“多余人”群体形象的出现并非一个偶然的文学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于“多余人”形象的一般特征和基本性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多余人”形象绝非俄罗斯文学的专利,早在11世纪的东亚文坛就已浮现出了一位颇具“多余人”特质的早期文学形象———光源氏。     

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人格存在——以存在主义解读《红字》与《荆棘鸟》

1850年问世的《红字》以及一个多世纪后的1977年面世的《荆棘鸟》可谓神父爱情悲剧的孪生篇章。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在欲望中的不同选择导致不同人格存在：在欲望中沉沦的邪恶者、在欲望中迷失的可悲者以及在欲望中自我救赎的坚守者。可以说作品中关于欲望与选择以及人性内在关联的深刻阐释使这两部小说具备了文学艺术的永恒价值。     

追求公共善：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

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与其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公共善的义务以及对行为后果的承担。当代西方公民责任研究的兴起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历史地看,西方公民理论家无论主张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公民资格都承认良好的公民素质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都对公民责任持肯定态度。现实原因则既是政治话语自然递进的结果、是民主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过度强调的权利的修正。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主要从四方面展开:其一,公民责任是公民维护民主政治的义务;其二,公民责任被视为公民美德的体现;其三,公民的核心责任是政治参与;培养公民责任具有多种途径等等。     

论书法中的“势”

书法艺术的创作,欣赏离不开直觉,在评品作品时常以"气韵"、"气势"、"笔势"等词进行表述。"势"是书法艺术对自然抽象模写的一种特殊形式,"势"的功能在于"活"字,本源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气韵美。     

神与物游：从老庄到刘勰

"神与物游"的源头在老庄哲学。老庄对"道"的终极追求是"神与物游"的思想基础。刘勰从创作论的角度对"神与物游"作出了创造性的阐释,使意象创造理论开始趋于完备,从而为意境理论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论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在数量上具有优势 ,在西部大开发中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时机已经成熟 ,其具体途径为 :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 ,加大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在职培训力度     

公共权力监督的"软件系统"解析

公共权力监督"软件系统"中有权力特性系统、人性系统和政治文化系统等三个子系统.权力特性既存在于公共权力监督之中,又作为公共权力监督的对立物与公共权力监督彼此消长;人性是塑造权力特性的直接因素,而公共权力监督拥有引导掌权者的人性及其所支配的权力特性的巨大能量;同时,最有能力重塑人性并开拓监督空间的政治矢量当属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论孟德斯鸠自然法观的内部张力

孟德斯鸠的自然法观横跨了古代与近现代自然法学的立场,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先验理性正义,又包括近代勃兴的自然主义正义。两种论证进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而孟德斯鸠试图在其中保持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因为其对价值论证之吊诡的无奈,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对人之复杂本性的深刻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