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乡教育行政——以湖北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裁局改科”和恢复教育局的曲折历程，区乡教育行政组织继续建立并不断刷新，县乡基层教育行政体系逐渐完善。以湖北省为例，可知其演变历程及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的关系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之间,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冲突和对抗,冲突与调适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互动关系演进的基本轨迹.本文主要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关系协调的基础与冲突产生的原因,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     

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及保护问题研究——以吉林市的历史建筑为视角

吉林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历史建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文保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这些历史建筑进行保护,但是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历史建筑正面临着不合理的修缮、建筑性破坏以及盲目拆迁的严重威胁,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历史建筑一旦消失,就再也无法恢复,其文化价值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历史建筑保护直接关系到吉林市历史文化名城未来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充分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制定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避免重蹈历史建筑"先濒危,后拯救"的覆辙.     

中共报刊宣传工作历史经验研究——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

报刊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民众的重要阵地。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共的报刊宣传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里仅以抗战时期为例,就中共报刊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为新时期的报刊宣传工作提供重要借鉴。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及大和民族先民历史的记载是很早的,学术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还有倭人分布区、倭人文化、徐福是否进入日本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辨析,而且研究的视角也需要有所变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出发,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钩陈史料,对比辨析,当有新的研究空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城市的学校教育事业——以扬州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更新环境下,扬州各县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在制度保障下不断增加,提升了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教材出现新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日新月异。虽然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其进步也很明显。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以青岛即墨鳌山卫古城为例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合理评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有利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国内外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专家征询的方法,建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对即墨市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评估与分析。应加大对鳌山卫古城文化遗产的收集与整合,使鳌山卫古城遗址成为即墨市标志性历史文化旅游建筑,借鉴国内成功经验实施系统性、区域性、连贯性操作,实行区域整体保护与开发,以实现鳌山卫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合理化。     

历史时期中国西部开发的生态环境背景及后果--以毛乌素沙地为例

历史时期,中国西部主要经历了秦汉、隋唐、明清三次重大的开发过程,前两次开发都兴起于暖湿期,后一次开发与气候的小冰期基本同步,在屯田的屡兴屡废过程中,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土地资源的退化。毛乌素沙地在全国12大沙漠中处于农牧交错带环境敏感区域,其生态环境的变化有较强的指示性和代表性,笔者通过典型地层剖面、文献考据、古城考古等方面的证据,综合分析了毛乌素地区历次开发与沙漠化的关系,提出了几点认识,以期对现今的西部开发有指导作用。     

民族历史记忆的价值重构——以湘西苗疆边墙为个案的分析

民族历史记忆是民族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重构不仅是保持民族历史记忆的基本方式,而且也是实现历史记忆价值的主要途径;历史记忆建构通过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价值重构,因此应以发展的视角去认识民族历史记忆的当代价值。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区的社会阶层与等级——以永顺宣慰司为例的历史人类学观察

通过对新发现的明清时期金石碑刻内容的剖析,发现湖广土司区社会分层结构主体是纺锤形的,八个社会阶层与四个社会等级在该结构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等级构成土司社会的缓冲层与保护层,第四等级萌动的替代性社会流动彰显了土司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延安时期文艺“革命化”转向的历史考察、主体塑造及价值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代”与“革命的话语”双重叙事情境下,回应工农兵群众对红色革命文艺的现实诉求,逐步建立起文艺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了革命主体与革命文艺的双向互动、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同步前进。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战线”的同时形塑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不仅对塑造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丰富革命生活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成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回溯延安时期文艺发展历程,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理性、坚守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方向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人民性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现实启示。     

郭沫若《女神》时期佚诗的文献价值 ——以《〈女神〉及佚诗》为中心

邦沫若<女神>时期的诗歌佚作是我们完整认识诗人诗歌观念的重要文献.借助蔡震先生编辑的<(女神)及佚诗>,我们可以洞察他独特的诗歌新/旧评价,把握其探索新诗艺术的基本理想,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他"绝端的自由"的形式主张,最终重述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郭沫若的诗歌观念或曰"邦沫若诗学".     

战争、土匪与政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约救灾成效因素分析——以1927-1937年河南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频繁、土匪横行、政局动荡,灾多难广。频繁的战争耗费了大量资金,限制了救灾财力,破坏了森林、水利等防灾设施,阻断交通,延误救灾时机,造成农村生产力严重破坏,抗御灾害能力降低;土匪横行加剧了农村金融枯竭,干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导致正常救灾工作延耽;动荡的政局造成正常救灾事务无人负责,官员患得患失,不安其位,疏于开展基本水利、植树等建设性工作。     

善待乡贤文化的“前世今生”——以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为支点

乡贤文化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乡村为空间,对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起着推进作用。其历史作用主要表现为:乡民们维系情感的纽带,乡土社会治理的"安全阀",塑造良好乡风的传送带。其时代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相吻合:爱国是乡贤文化终极目标;敬业是乡贤文化内在动力;诚信是乡贤文化价值追求;友善是乡贤文化教化内容。无论其历史作用还是时代价值,都可成为农村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养分。     

勾漏洞的历史文化价值刍论——以古代勾漏诗为考察中心

勾漏洞是广西著名旅游胜地。古代勾漏诗描绘了洞中自然人文景致,展现了其美的外貌与内涵,亦联络了历来游客,丰富了其文化蕴涵,具有重要意义。来此游览的士人通过诗歌表现了对道家思想的追慕,也反映了他们对儒家本位思想的固守。勾漏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在文学与史学方面也有一定文献价值。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辩证法——以价值为线索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辩证法,深刻揭示出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价值（资本关系）的异化。以价值为线索,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抽象劳动”现象进行了历史辩证法解构,阐释出劳动的本质经异化的积极扬弃而得以高级回复和历史重建,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呈现出“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主导型社会”“价值-抽象劳动主导型社会”“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确证型社会”的特征与走向。建构“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的劳动对象性关系,是发展及确证劳动本质,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指向。当前,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于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略论万历时期史家对建文朝历史的认识——以朱鹭《建文书法儗》为例

万历时期史家对建文朝历史的认识因时势而变化。从维护礼教和学术真实出发,万历史家提出靖难是而革除过和文皇帝本心的观点,肯定建文朝政治成就及逊国诸臣践行纲常的美德。这种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认识靖难和建文朝廷,为朝廷以逊国诸臣为素材推行教化提供理论支撑,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     

“对话”——历史教师资质成长的踏阶之行

正《国家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高资质的教师在担负培养下一代的重任中,势必更具开发优势,更能为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如何使教师在平凡的学习与工作岗位上得到潜移默化的每日成长,笔者以为对话是实乃一步必不可少的踏阶之行。     

论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以灌溉与航运为视角

自古以来,人类先民就逐水而居,人类社会的早期文明也多孕育于河流沿岸。淮河流域早在远古时期就出现了人类活动,先民们利用该流域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了芍陂、邗沟等灌溉和航运工程,比巴蜀大地的都江堰、关中平原的郑国渠早了300多年。这些水利工程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交通、贸易的发展,使得该流域成为沟通南北的中心,也成为当时的富庶之地。考察先民治水的实践经验,不仅可以了解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状况,还可以对其历史地位有深层把握,深化对多民族国家统一化进程的研究。     

寻求自由与秩序价值的动态平衡——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视角

自由和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现代社会依靠法律制度来保障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与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然而对自由与秩序的认识和取向在中西方之间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之间整个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的截然不同。中国进入转轨时期,面对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各种制度的冲击,出现了自由与秩序失衡的状态。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明确发展方向,保障人们的自由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