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基本模式

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结合的角度，分析了政府职能实现的四种基本方式：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强市场－弱政府”；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强政府－强市场”；以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强政府－弱市场”，以及拉美在过渡时期出现的“弱政府－弱市场”。并在之种宏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府职能模式，就是建立在分权与集权有机统一基础之上的强政府模式，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的职能管理，提高行政效率。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反思与超越: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兴起的重塑政府改革是以新公共管理为导向的。其中,政府职能的市场化、社会化、分权化和履行方式的企业化、电子化是这场改革的直接结果,它体现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职能创新,但企业家政府、顾客导向和借鉴、引入工商管理的方法、技术改革公共部门的主张以及政府职能市场化、分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及其纠正,由此导致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转向。     

为洛克鸣不平——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之比较

通说认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优于洛克的分权理论,该观点忽视了两种理论产生及历史意义的国别性。洛克的分权理论所体现的内容反映了英国的国情特征,并非不成熟的“分权”理论。其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均超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是自然法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转折点,对自然法的历史演进起着关键性作用。分权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洛克,而非孟德斯鸠。     

论孙中山“五权宪法”的集权性

关于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特质,手术界往往认为是分权制。其主要理由在于:“五权宪法”是“以‘三权宪法’的欧美宪法作为范本”,“并吸取了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部分制度构成的混合物”。对此,笔者持有异议。为什么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并非分权制呢? 其一,笼统地看,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与分权制有相似之点—二者都存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但这种相似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分权制设置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与     

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与我国的现实

一、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的历史渊源所谓“三权分立”原则,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包括分权与制衡两个方面。分权是为了实现制衡,制衡又是为了保证分权,两者相辅相成。因此,“三权分立”原则又叫作三权分立和制衡原则。分权与制衡的思想,是西方一种传统的政治法律思想。早在古罗马时期就产生了分权与制衡的思想。如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思想家波利比就曾指出,罗马帝国之所以强大而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

教育支出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体制框架,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和谐而竞争”两种政府竞争模式对地方教育支出规模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会对教育支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不同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在财政分权与教育支出规模之间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为增长而竞争”会抑制教育支出规模增长,“为和谐而竞争”则会促进教育支出规模增长。深化政绩观转型,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发挥财政分权体制的优势,激发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动力,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求异的新公共管理本土化——基于我国行政生态的分析

新公共管理以其“顾客导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分权、绩效管理等特征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参照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经济、社会、沟通、符号系统、政治架构等方面的行政生态状况,可以从求异的角度进行新公共管理的本土化实践,比如明确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第三部门,实行绩效评估与战略管理,推广电子政务等。     

治理理论下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

治理理论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使国家权力完成向社会的回归，而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政治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非政府组织因为其本身具有的特点，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分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由于其体制外的身份，通过不同的途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成为我国自律性公民社会形成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助推器。     

治理理论下社会组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

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使得国家权力完成向社会回归.而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政治学中的-个热点问题.社会组织因为其本身的特点,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分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由于其体制外的身份,通过不同途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从而成为我国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助推器.     

分权制衡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理论内核

分权制衡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是“三权分立”思想的基础。分权制衡的思想在基督教义中就有体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古代混合政体理论也提出了分权思想，并且出现了三权分立的雏形，而中世纪的最大贡献则是立法权从王权和教权中分立出来。分权制衡思想的成熟分为两个阶段：即侧重于理论的启蒙思想发展阶段和在美国建国实践中完善的阶段。分权制衡理论基于对人性的一种悲观评价，是对人民主权理论所带来的“多数人的暴政”的一种限制和预防，是法治对人治的驱逐。     

论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某市政府职能状况调查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某市多层次政府职能状况调查和多因素分析发现,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刻不容缓。在X1~X29个“可疑因素”中,已筛选出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主导因素是“政府类型、政府角色、政府对企业经营干预行为减少的程度、有关信息披露增加程度、提高招商引资力度、政府信息化程度、公众监督制约机制建立与否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的‘一组’复合因素,据此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F 检验 P<0.01)”。利用“数据说话”,指出了当前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关键问题,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目标集”以及加速政府职能转变的4点对策建议(包括“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等7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域)。     

英美“决策一执行”二分改革比较研究

决策、执行二分是20世纪70、80年代西方行政改革热潮中的普遍趋势。二分是借助政府职能转移来实现的,而政府职能转移包括两个方向:对内转移———进行执行局化改革和政府内部纵向分权;对外转移———进行公共服务输出多元化改革。作为当代行政改革的先行者,英美在决策执行二分方面改革是相当成功的,他们的改革措施既有着相似之处,更有着很大的不同。     

论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某市政府职能状况调查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某市多层次政府职能状况调查和多因素分析发现，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刻不容缓。在X1～X29个“可疑因素”中，已筛选出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主导因素是“政府类型、政府角色、政府对企业经营干预行为减少的程度、有关信息披露增加程度、提高招商引资力度、政府信息化程度、公众监督制约机制建立与否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的‘一组’复合因素，据此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F检验P&lt;0．01)”。利用“数据说话”，指出了当前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关键问题，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目标集”以及加速政府职能转变的4点对策建议(包括“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等7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域)。     

浅议西方古代分权理论

西方分权理论的渊源是古代混合政体理论，在古代混合政体理论中，为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某个阶级手上以及为了调和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制度设计要求权力由各阶级分享，因此古代混合政体理论的实质是“阶级分权”。这种权力共享的分权模式，容易导致权力之间的交叉与重叠，某种意义上讲，它与分权标准是对立的。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一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政府财力缺口——基于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上,运用中国330个地级以上城市2004～2007年平衡面板数据,对“土地财政”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正向激励了“土地财政”行为,土地出让收入弥补了财力缺口,同时提高了公共品的提供水平。由此论证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的确是为了弥补财力缺口,是“迫不得已”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