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神秘性、丰富性等特点,开发契丹春捺钵文化意义深远。吉林省至今没有一个专门展示契丹春捺钵文化的旅游景点,因此加强对契丹春捺钵文化的开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契丹春捺钵故地的界定、吉林省契丹春捺钵文化史实及主要物质遗存,以及科学合理打造有特色的契丹春捺钵旅游文化等方面的阐释,对于揭示吉林省契丹春捺钵文化的丰富内涵,开发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古诗文中所体现的契丹春捺钵文化

契丹四时捺钵独具特色,尤其是契丹春捺钵。大量的古诗文中的春捺钵记载,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牧渔猎旧俗,独特的政治统治特色,以及尚武精神。本文主要从古代一些诗文中来探索契丹春捺钵文化,从而更好地了解契丹春捺钵文化。     

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研究——兼论捺钵文化遗存现状

中国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辽(907—1125年)纵横草原、大漠与传统汉地,积极汉化并发扬佛道儒教法,对中国北方的经济、文化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辽亡后身居云南大山深处的契丹后裔们,仍然保留着部分辽时契丹人的佛、道、儒教信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衍生出属于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同时他们的聚居区域亦留有与辽时契丹人不同的捺钵文化遗存。通过对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和捺钵遗存现状的研究,可以完善并丰富云南地区契丹后裔研究理论成果,推动云南契丹后裔族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     

东北草原民族服饰中所体现的契丹捺钵文化精神

东北草原民族以游猎生活为特点,反映在服饰上也具有独特的特色。本文从东北草原民族契丹、女真、蒙古人及满族人的服饰在质料、形制、图案以及配饰方面的特点进行梳理分析,探讨其所体现出的契丹捺钵文化精神,以期对契丹捺钵文化研究有更深入的认识。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辽金时期的查干湖、月亮泡渔猎文化探析

查干湖、月亮泡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曾经是辽代皇帝春捺钵之地,辽金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这两处是从契丹捺钵、金代女真＂春水＂、＂秋山＂一脉相承下来,如查干湖冬捕就明显地体现了辽金游猎之遗风。本文通过对辽金时期查干湖、月亮泡的渔猎文化的描述,试图把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以期对东北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有益资鉴。     

月亮泡与辽的春季捺钵活动

月亮泡一带是辽朝皇帝春捺钵的驻地,是辽的军事重镇、经济基地、民族关系的前沿。因此,春捺钵的行幸,不仅是游猎之乐,更是特殊方式的政治活动。     

"捺钵文化":辽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追寻

契丹族不仅建立了威震东亚的辽朝政权,而且与其他北方民族一起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与农耕文明并驾齐驱的游牧文明.其中特色鲜明、引人注目的"捺钵文化",则是契丹民族独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对捺钵文化的历史追寻和勾稽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内涵,而且将为丰富与补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做出重要贡献.     

从辽代皇帝春捺钵看泰州的中心地位

辽朝时期是白城历史上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辽建国初期,为了加强对今白城及周边区域的管辖,在这里设置了当地历史上的第一个州级政权机构——泰州。泰州的建立,不仅结束了白城及周边区域没有地方政权建制的历史,而且使这里成为包括今天吉林省西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省西部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标志着白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就目力所及的资料,从春捺钵着手对辽泰州的中心地位做一综述,以期对东北草原文化的研究和地方史研究有所裨益。     

试析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

北宋人通过与辽朝的长期交往,已经认识到辽朝的社会面貌与以往纯粹的中原城国和北方草原行国不同,是行国和城国兼有,且以行国特色最为突出。其政治中心不是契丹皇帝四季迁徙的捺钵(行在、营盘),不是有城郭宫室的上、中、南三京,也不是皇帝直属的特殊集团组织行宫(斡鲁朵、宫、宫卫),而是一年之中有规律迁徙移动的以契丹皇帝牙帐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在称谓上,他们多是借用了历史上中原人对北方草原行国政治中心的称呼。     

《辽史·营卫志》杂识

《辽史·营卫志》完整地记载了契丹族政治组织活动 ,它在志史的地位上是极其重要的 ,不仅揭示了契丹族内部组织结构及活动情况 ,而且对活跃在北方的诸游牧民族历史的研究颇具启示性。     

辽代马盂山考

辽代马盂山得名于辽代习见的生活器皿马盂;又有永安山、明安山、马云山等别名。马盂山是分散的个体的,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都有自己的马盂山。马盂山又是一个整体,是今日的大兴安岭南麓之七老图山脉。马盂山是土河、三肤河、阴凉河的发源地。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同属马盂山覆盖范围的一部分;马盂山(永安山、明安山)在契丹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契丹民族的发源地,又是契丹社会上层人物的归宿地,更重要的曾经是契丹时辽朝四时捺钵的重要场所。     

辽代制度文化的兼容与变通--基于契丹君主文化追求的考察

辽代9位契丹君主在文化追求上有共同性也有差异,共同性在于他们普遍重视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他们都精于骑射,而且在其国家制度体系中斡鲁朵制、部族制、四时捺钵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崇拜多种神灵,对各种宗教持包容的态度;差异则体现在他们各自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追求致使制度建设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具有兼容和变通的特点。     

契丹斡鲁朵(宫分)制经济分析——辽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之一

斡鲁朵(宫分)制与辽代相终始,历时二百年.在维护契丹专制主义统治过程中,它与捺钵等制曾起了巨大作用,所以被《辽史》作者称之为:“立国规模,莫重于此”正由于此,这项制度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广为探索.四十年前,傅乐焕先生留学英国时所作《捺钵与斡鲁朵》博士论文,即系探索这一问题的专著,可惜在国内没有流传.这一时期的探索,大都着眼于斡鲁朵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和作用,很少对其进行经济分析.建国     

从辽诗及北宋使辽诗看辽代社会

从辽诗及北宋使辽诗看辽代社会张国庆公元１０世纪初至１２世纪初，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统治中国北部长达二百余年。在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影响下，有辽一代亦涌现出不少契丹族（包括辽地汉族）诗人，他（她）们以自己家乡的“事”、“物”为题材，吟诗赋词，产生了不少好的...     

从考古发现看辽代契丹族的饮酒习俗

辽代契丹族的饮酒习俗很多,有礼仪饮酒、喜庆饮酒、祭祀饮酒、奖罚饮酒等,契丹族对酒的生产与管理有着独特的方式,契丹族的饮酒用品同草原游牧生活息息相关,考古发掘的辽代墓葬中发现随葬有各类酒器,辽代壁画中多描绘有饮酒的场面,辽代酒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阿保机时代之契丹四楼考辨

拙作《契丹四楼及其名号考述》一文,谨就形式上对契丹四楼进行了探讨,认为“楼”之字,就是“斡鲁朵”一词在契丹语中的不同用法或汉族人士的省译式。从而得出了这样地一个结论:四楼是同于捺钵生活方式的、契丹族早期斡鲁朵习俗地沿续和发展;它是真实的历史存在。然而,对于阿保机时代契丹四楼的历史内容,仍欠发掘。现谨就此,试陈管见。     

契丹画家胡瑰和他的《卓歇图》

契丹,这个曾在内蒙草原上演出过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的游牧民族,原先曾居住在潢、土二河流域(今昭乌达盟),后来建立了辽王朝(916—1125),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整整统治了二百余年,并发展了自己相当高度的文化,契丹有自己的画家,他们以描写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契丹绘画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流传有绪的作品却是很少的。《辽史·义宗倍     

宋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宣化辽墓的考古发现为视角

考古发现揭示,聚族而葬且形制多样的宣化辽代家族墓地体现了中原汉民族传统的葬俗及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墓葬构筑形式。宣化辽墓的墓葬结构及墓葬形式演变规律与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极度相似,均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墓室平面经历了从方形、圆形向多角形的转变。宣化辽墓丰富的壁画装饰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混融,散乐图的内容是中原王朝宫廷雅乐的具体再现,车马出行图是汉与契丹文化交融的实例,备茶图则是汉民族生活习俗的生动再现。壁画中契丹人与汉人协同劳作与和睦相处的画面,反映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宣化辽墓随葬品丰富,很明显采用了厚葬的形式,这与中原地区宋墓采用薄葬差异明显,但墓葬中出现了产自中原地区的瓷器,反映了宋辽两地经贸往来的历史事实。墓志铭记载宣化辽墓主人张氏家族与契丹皇族耶律氏通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人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族际互动视域下的辽代契丹文墓志形制体例研究

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自南北朝以来长盛不衰。辽代统治者虽然是契丹人,但是接受了汉族丧葬活动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契丹人既用汉文也用契丹文书写墓志。契丹文墓志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汉语墓志,但是确系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体系的运用汉文墓志书写体例刻写的非汉语墓志。外观形态和铭文形式方面,契丹文墓志既有对汉文墓志形制体例的模仿和继承,也有根据契丹文字的独特结构和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而进行的创制与更新,可以视为契丹民族同汉民族交往、交融过程中文化涵化的产物。辽代契丹文墓志的部分形制体例还见于同一时期契丹人的汉文墓志之中,并且影响了后续王朝的碑志文写作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