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两汉时期文明特点述论--兼及两汉时期中原文明的地位与作用

文明是一种表现历史发展(进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也代表着产生自己主体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本质.两汉时期的文明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创新性和传统性.中原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和缩影,又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尤其是以中原为领先地位的冶铁技术的发展与变革,给整个两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太学(国立大学)、四姓小侯学、宫邸学(贵族学校)、鸿都门学(文艺专科学校)、私立学校以及郡、县、乡、聚教育文化的兴盛,不但提高了人口的素质,也对东汉政治文化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两汉时期藏彝走廊的音乐文化传播与交流

藏彝走廊作为多个民族的聚居区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历史上长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独特的区位因素和地理环境也为该区域丰富多彩的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本文基于藏彝走廊这一历史—民族区域概念,对西汉、东汉两朝与外民族在藏彝走廊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展开梳理和研究,以增进对藏彝走廊的多民族、多国家、多方位文化交流作用的了解。     

两汉时期匈奴服饰文化初探

匈奴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很少综合和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运用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对两汉时期匈奴服饰文化进行了较全面地探讨,尤其在发型、装饰品、化妆品等方面的论述有一定创见,可供对匈奴服饰文化有兴趣的同志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

中国北方考古发现的两汉小麦遗存按种类可分为炭化籽粒和文字类遗物,这些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从空间上看,该时期小麦种植集中分布于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及河西走廊地区;从时间上看,其发展历程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西汉晚期始,小麦在农业种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从总体上讲,两汉时期的小麦种植在农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     

先秦两汉时期山东私学的地位与成因

春秋末期,山东地区产生了中国古代第一个严格意义的私学--孔子儒学.此后一直到魏晋,山东地区在中国私学和整个教育事业中一直占据着领先和中心的地位,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山东地区之所以成为私学发源地,一是春秋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这一大环境的要求,二是山东地区文化底蕴丰厚,是当时唯一保存完好的周文化教育中心,三是孔子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人才优势、私学传统、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政治支持则保证了山东地区在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仍然维持着全国私学中心的地位.     

两汉时期乌氏地望及相关问题蠡测

秦惠文王灭乌氏戎后,设置了乌氏县,两汉时期的乌氏属于安定郡所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乌氏相关史料、出土器物、东汉时期的羌汉战争及田野考古调查资料相结合,对两汉时期的乌氏地望进行再考证,认为两汉时期乌氏县治位于今平凉市崆峒区政府所在地,东汉时期羌汉冲突贯穿于始末,导致安定郡县多次内迁,泾阳被省并,朝那迁徙治所,乌氏的辖区面积延伸到西北部原朝那、泾阳境内。     

论两汉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两汉时期,水灾频繁,史书明确记载的有92次,平均每4年多就发生一次,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关于汉代水灾的成因,有溃决型、漫溢型、降雨型、海啸型和山洪型等类型。在水灾发生后,两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赈济措施,主要有减免赋税、赈贷、移民就食、死亡赈济、灾后补种和节约开支等。以此缓和矛盾,保障民生,维护统治。     

论两汉时期的地震与赈济

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地震多发期,频繁的地震与相伴而来的次生灾害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失,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的人们大多是从灾异谴告这一学说去认识和理解地震。在地震发生后,两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赈济措施,主要有减免赋税、徭役,赈贷,节约开支,减轻刑罚和伤亡赈济等,以此来缓和矛盾,保障民生,维护统治。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浅析两汉时期的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历来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汉时期,政府对妇女和弱势群体施行的一系列福利措施,对后世社会福利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对妇女,尤其是孕妇和贞女的福利,主要表现在物质上的赏赐和法律上的量刑,体现了汉政府对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重视和照顾;而对于鳏寡孤独及残疾者这一弱势群体,除了实物救助和从轻量刑,最重要的是汉文帝时废除肉刑,这在我国刑罚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     

两汉时期《诗经》研究的奇葩--非经学思想在诗经研究中的萌芽

两汉时期,经学鼎盛,<诗>三百篇同样也被纳入经学的范畴,成为"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教化的载体和统治阶级"敷皇极以创业"的政治工具.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诗>三百篇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态势.随着时代的前进,文学主体意识的加强,在仍以"诗言志"为主旨的前提下,一部分学者文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的诠释.尽管这些言论并不如经学影响之广泛,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却是后世<诗经>非经学研究的先声,为<诗经>学研究最终摆脱经学的束缚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特点。儒家的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对鬼神的迷信和孝观念的盛行使两汉兴起了厚葬之风。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封建的家族墓地。对祖先的祭祀在民间盛行 ,并出现了祭祀的场所———祠堂。     

从汉画像石看两汉牛耕技术的进步——兼论两汉时期南方地区的牛耕问题

两汉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牛耕的推广及牛耕技术的进步,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的牛耕技术进步的具体形态学术界尚有不少分歧。我们可以相关文献资料中的画像石牛耕图为基本依据,系统考察汉代牛耕技术所涉及的犁铧、耕牛、耕作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形态因素,探讨两汉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因。西汉时期南方地区尚未出现牛耕,直至东汉中期以后南方地区的牛耕才得到普遍推广。     

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与用人策略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综观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虽也有贪污腐败现象,但总的来说还较清明,大批良吏在澄清吏治、发展经济、传播文教、处理民族关系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用人策略密不可分.     

两汉时期河南地区的水患及其治理与救助

两汉时期,河南水患严重,在数量上几乎占全国水患的一半,在危害程度上也大大高于其他省份.在地域分布上西汉水患主要集中在豫西、豫东,东汉主要集中在豫西,其中豫西水患主要由长时间降水引起,豫东水患主要由黄河决口、改道造成.在时间上水患大多发生在雨水集中的夏、秋两季.西汉时期,河南水患大灾多,东汉王景治河以后有所改善.水患分布集中的原因,除了气候、地理、农业开发、黄河淤积等因素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河南水患危害严重,不仅冲毁房屋和农田,造成浮尸遍野,疾疫流行,还造成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汉代采取的堵塞、疏通、分洪、蓄洪等治水思想与实践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两汉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灾措施对安抚受灾民众、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及大和民族先民历史的记载是很早的,学术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还有倭人分布区、倭人文化、徐福是否进入日本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辨析,而且研究的视角也需要有所变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出发,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钩陈史料,对比辨析,当有新的研究空间。     

两汉时期的装饰风格简论

两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和文化包容,帛画、漆画、画像石、画像砖、陶器、雕塑、铜镜等装饰风格显示出奔放而古拙的特征,成为汉代文化艺术的瑰宝。     

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嬗变

两汉文化形态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新道学与新儒学机制的先后重建,最终定格于新儒学,改变了秦王朝非儒学的集权文化和秦以前个体自由的多元文化形态。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与文学的冲突,本质是教化与娱乐的冲突,前者的政治性不排斥后者的寓教化于娱乐;而其融合取决于文人习惯角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化,使散文不是在改造文化,而是在适应文化。在这一背景之下,两汉的历史、政论和学术散文的风格都发生着变化,或从自由灵动归于古雅骈偶,或从华美归于质朴等,共同构成两汉散文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