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村域范围内的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兴的经济组织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并在村委会选举中与传统的社会组织宗族形成了对比。依据8省48个乡镇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合作社社员与宗族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差异,并进一步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从个人组织特征、民主构建、利益相关性认知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合作社成员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比宗族更高,合作社成员的入社年数、接受合作社服务、参与合作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以及利益相关性认知均对社员的选举行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并利用社员组织身份的分组样本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因此,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有利于重构村庄民主新秩序,从深层挖掘推动基层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干力量。     

合作社道德意涵之重申及其启示

没有道德意涵就没有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道德意涵始终是合作社的本质特征,没有因合作社 的模式变化而改变。 近年来,我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异化和理论上出现分歧,主要原因就是 合作社的道德意涵被遮蔽。 重申道德意涵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都十分必要。 其必要 性是,理论上达成共识,实践中本质不发生偏移,功能上形成益贫发展,目标上实现农业农民现代化和乡 村共同体的价值凝聚。 重申道德意涵对我国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启示是,以道德为基点促进农民合作社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以组织为杠杆使农民合作社成为乡村振兴的载体,以价值为核心将农民合作社打造成 乡村共同体的新粘合剂。 创新之处在于,揭示合作社被遮蔽的道德意涵,为农民合作社理论研究奠定基 础,为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探索指明方向。     

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的成员意愿研究——基于安徽、江西两省的调研

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已经到了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阶段,合作社的合作即联合将成为农民合作的发展趋势,联合有利于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同质化竞争。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需要尊重成员意愿,忽视成员意愿将导致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失败。通过对安徽和江西农民合作社的抽样调研,研究构建了排序Logit模型和二值Logit模型,用以探讨成员对农民合作社发展前景预期以及成员对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成员对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意愿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对合作社了解程度、合作社发展预期、参与合作时间、合作社发起人类型以及对社长熟悉程度因素的影响,所以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需要以成员需求和市场竞争为导向,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与引导,加大合作培训力度,将社会资源良性引入农民合作社发展中。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的实践路径:供销支持与政策建议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的瓶颈是缺乏服务。近几年供销合作社在深化综合改革过程中,以农业生产托管、线上线下流通服务、金融服务、集成式综合服务等创新服务有效提升了农民合作社发展水平,成为引领农民合作社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供销支持合作社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法律定位缺失、利益协调困难及合作社治理等问题使得合作社质量提升遭遇掣肘。为进一步提升供销社对农民合作社的服务水平,建议尽快出台《供销合作社条例》,明确供销社合作经济组织地位及职能;理顺供销社与政府部门关系,实现分工协作;继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完善基层社组织建设的同时着力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农民合作社的生成逻辑——基于风险规避与技术扩散视角

通过对农民合作社形成逻辑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伴随农业生产现代化与规模化发展,农民合作社形成具有必然性,但合作收益共赢只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前提条件,并不必然促使农民合作社的产生。现实中,小农基于风险规避与技术扩散的考虑,具有加入合作组织的需求与倾向,但其在资源禀赋的约束下,难以自发地内生出农民合作社,而大农或农村精英才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逻辑起点,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关键。不同类型的农业面临的风险及其技术特性不同,决定其风险规避和技术扩散的方式不一,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组织治理及其运作模式必然不同,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深化。     

农民合作社发展：社会资本与合作参与——基于多案例比较研究

农民合作社是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有效载体,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依然还存在一些乱象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江西省3家不同组建模式的合作社深入调研,分别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制度规范3个社会资本因素的维度,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样态特征及其对合作行为和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合作社汲取和传播信息资源的关键渠道;信任是合作行为产生和持续的基础;制度规范是引导和约束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保障。因此,要深入探究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发展中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拓宽社会关系网络,健全制度规范,提高信任水平以促进农民全过程全要素参与合作、助推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农民合作社合联意愿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根据对江西省11个地区农民合作社的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合作社联合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负责人在合作社中担任的职务、合作社是否采用股份制、合作社是否需要专业的人才以及合作社是否有完整详细的社员账户与农民合作社联合意愿有显著性关系;而与负责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合作社创立形式等无显著性关系。     

合作社农业产业链服务供给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农民合作社数据,分析合作社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和融资服务的供给状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多数合作社为成员提供产前和产后服务,其次是融资服务,仅有不足一半的合作社提供了产中服务;提高领导人人力资本和激励领导人有利于合作社各项农业产业链服务供给;扩大成员规模则有利于合作社产后和融资服务供给;外部力量介入显著正向影响合作社产后服务供给;优越的市场条件不利于合作社产前和产后服务供给。此外,产品类型对合作社农业产业链服务供给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农民合作社与关联组织纵向协作的影响因素

从农民合作社的外部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角度分析其与关联组织纵向协作的影响因素,并基于381份合作社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多数合作社与上下游关联组织存在非正式、松散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订立正式的书面契约、开展紧密型纵向协作的比例仍然偏低。整体而言,关联环节的交易费用、农产品产业链结构、合作社负责人能力及合作社的其他个体特征是合作社与关联组织开展纵向协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到解释变量则因上下游关联环节、纵向协作形式的不同而存在统计显著性上的差异。     

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形成路径研究——以新疆沙湾县双泉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

该文以新疆沙湾县双泉农民合作社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研究合作社组织文化的构成维度,探讨其组织文化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主要受合作社带头人个人价值观与农村地区传统文化的影响。合作社组织文化形成遵循"制度创新—统一的价值观—集体行动—文化共识"的文化生成路径,在该文化生成机制中,如何达成集体行动是组织文化形成的关键。在组织的初创期,集体行动的达成更多地是依靠合作社带头人人格魅力的动员实现;在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期,建立公平且有效率的正式管理制度,是合作社成员达成集体行动的关键。     

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的构建

农民合作社具有与生俱来的益贫性,发展合作社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健全规范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相关权益排斥性问题突出。构建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需要在有效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机制、扶贫机制和产业扶贫机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从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贫困农户互助机制、合作社间合作机制、政策构建等方面进行创新。     

德国农民合作社考察及其启示

德国是合作社的发源地之一。基于为期两周的德国合作社专题考察，梳理了德国农民合作社的适应性特点、趋势特征及其社会背景体系，发现德国农民合作社具有层级组织体系化完备化、产业类型多样化专业化、服务内容全面化多元化、日常运行制度化体系化、服务地域稳定化与产业发展有机化等适应性特点以及企业化日益明显、绝对数量趋于减少、规模实力趋于增强、经营团队趋于专业、盈余分配趋于多样等趋势性特征，并且遍布全德的农民协会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构成了驱动和保障农民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四轮”。针对我国农民合作社量质增长不同步、成员异质性增加、扶持政策不完善、服务型合作社少、属性争论不定等问题，提出促进我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为其创造宽松发展环境、打造“四轮”驱动发展机制、鼓励农民深度联合与合作等建议。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企业家才能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农民合作社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达成集体行动方案来实现增强农民市场地位与节约交易费用的目标,从而带动社员增收;基于江西省250个样本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不同特质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企业家才能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理事长的管理能力与学习能力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理事长的工作态度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判断与分析能力对合作社绩效的正向影响假说不成立。为促进农民合作社经营绩效的提升,理事长应加强学习与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丰富自身经营管理知识,提高管理技能,把握合作社发展规律,抓住市场机遇。     

内部治理机制对农民合作社盘活资源绩效的影响——来自山西省左权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随着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加快推进,移民区将出现大量闲置资源,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成为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关注农民合作社在盘活迁出村闲置资源中的作用,以农民合作社盈利能力和稳定能力反映其盘活资源绩效,结合山西省左权县的三个农民合作社案例分析了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其盘活资源绩效。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工商资本领办型农民合作社虽然有资金优势,但较难形成与农民合作共赢的治理机制,限制了其盘活迁出村资源的能力;大户领办型农民合作社更容易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盘活乡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但对社员退出的约束力较差,可能对其在经营困境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更可能基于村中社会资本形成有利于盘活迁出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这类合作社发展是盘活迁出村资源的有效途径。     

农民合作社是如何可能的——基于“国家制度-基层治理-农村社会”的分析框架

国家资源的投入往往被当成合作社运行的最关键因素。通过田野观察粤北H村的农民合作社的组成与运作机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构造是国家制度资源-基层治理资源-农村社会资源三者互动的结果,即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农村综合改革向农村输入的资源,乡贤资本为代表的村庄社会内生性合作能力,以及基层治理结构中村两委对合作社的促进力量。因此,加强农民合作,完善合作社的制度需要从社会-治理-国家三个层面入手。具体而言国家实施相应的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最关键的还是要挖掘村庄社会治理资源和塑造村民主体性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力量,此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福建农民合作社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评价分析

立足福建农民合作社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实践,通过构建客观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民合作社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实效进行评价,并分析影响农民合作社开展推广的主要因素,在体系建设、人员科技文化水平及政策环境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思考对策。     

农民合作社扶贫的路径选择及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之策,而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之一,在破解农村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429个贫困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从收益性维度实证分析合作社扶贫的不同方式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扶贫能显著提高贫困户收入。合作社扶贫使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提高17.82%,说明合作社扶贫对贫困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贫困户与合作社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合作社扶贫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但对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且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收幅度远高于转移性收入,说明农业技术支持、社内务工的扶贫方式的增收效果较好。     

合作社与农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合作社是一种先进的新型经济组织,其独特的产权制度和双轨经营体制可以比较有效率地解决农业生产的外部性问题,促进农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成员异质性对农民合作社收益分配控制权归属的影响分析——基于京、冀、黑三省72家农民合作社的调查

基于京、冀、黑三省72家农民合作社的调查,考察了农民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及其对合作社收益分配控制权归属的影响。通过样本数据描述、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并不是体现在成员农民身份的异质性上,而是休现在理事会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的文化程度差异、经营规模差异、社会活动能力差异、在合作社内的出资差异、在合作社内的角色差异等方面。理事会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异质性可以归纳为成员资源异质性和成员参与异质性两大类,其中,成员参与异质性会显著影响农民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控制权归属,而成员资源异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通过提高普通成员参与程度,缩小成员参与异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规范合作社收益分配决策机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