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的界限:《论语》中政治和习俗的分野

正直是一种积极的品质.从字源看,“直”之本义即是将隐曲置于“十目所视”的场域之中.然而,从《论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看,这种积极品质并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各种情况.《论语》论“直”的相关表述说明,孔子有意识地区分了政治和习俗两种情境,只有在习俗中,正直这一德目的积极意义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表达.与此相关,《微子篇》所载孔子对隐士的批评,表明“十目所视”所代表的习俗生活才是更根本的生存情境.     

论“直”的性论依据

在这里所要讨论的"直"是指在《论语》中出现的表示坦白直率的意义的词,在以前的学者中都从《论语》中发现这一个词是孔子哲学思想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并以此为突破口解释孔子的哲学思想,学界曾一度讨论过此问题,而本文是从直入手分析直的理论依据——传统性的学说,并结合孔子后学孟子的性善论论证所谓的传统中国人究竟是以什么精神面貌出现于历史的舞台的。     

“亲亲相隐”:正义还是无限正义?

叶公通过正直的儿子证实父亲偷羊的案例,把孝道置于正义的对立面.孔子的回答是,“直者”不仅是父与子的正义观,也是父子那个社会的正义观,因此,“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直”是社会正义自身的要求.“隐”是父子同样享有的权利,既不是孝道专属,也不是孝道强加给社会正义的非分要求.叶公追求的无限正义无视社会伦理的客观存在,是对正义的扭曲.“亲亲相隐”符合正义的诉求,是正义赋予的正当权利.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互相纠正错误吗？——《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之检讨

将《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理解为“(櫽)栝”之(櫽),解释为纠正,既没有文字的根据,也不符合早期儒家思想的实际,是不能成立的.破解“父子互隐”章的关键是在“直在其中”一句的“直”字,而不是“隐”字.上博简《内礼》“隐而任之,如从己起”有助于理解在父母不接受谏诤时,儒家化解道义与亲情矛盾的态度.儒家鼓励子女替父母承担过错,但并不主张将其公之于众,使父母蒙羞受辱.研究儒家思想,不可将自己的观念强加古人.     

居夷浮海欲何往——试论孔子晚年的出世思想

孔子的思想在晚年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变化 ,即由早年的积极入世变为悲观厌世 ,甚至一度萌发了遁世幽隐、寻找海上仙山的念头。这从《论语》的“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等章中可略窥一斑。本文试对孔子晚年的出世思想作一探讨     

“父子互隐”辨析

孔子并非单纯肯定“父子互隐”而反对大义灭亲,只是以此命题揭示社会正义即“直”具有的丰富内涵,理解孔子的本意应该从对这一陈述的叙事结构与意义结构的整体上去把握。     

“父子相隐”与告亲的正义性问题

孔子说的“父子相隐”之“隐”系沉默不言之义，“直”指明辨是非，“直躬”指明辨是非、品行刚正，“直在其中”指有“明辨是非”的成分。告亲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道德缺陷，这涉及对亲属的伤害与家庭良心的匮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认为告父并非“虔敬”，这种不虔敬性来自告父行为的自身具有非正义属性。不做不利于自己亲属的举告而知情沉默，道德与法律当予之以谅解或宽容，从而不强制或鼓励以直接伤害亲属来实现社会正义及道德崇高。     

从“直寻”到“妙悟”的理论背景分析

钟嵘《诗品》中提出“直寻”说,影响深远;严羽的《沧浪诗话》则以“妙悟”说为后人关注。本文着重分析了从“直寻”到“妙悟”诗学理论背景。     

试论“直除法”与矩阵的初等变换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九章算术》中求解线性方程组的基本方法“直除法”的计算过程的认真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直除法”主要依赖于三种运算,这三种运算是矩阵的初等变换的早期形成.     

"直"的情感维度——从中国文化的生命观看"父子相隐"

<论语·子路>中孔子将"父子相隐"许为"直在其中".从字源学角度分析,"直"与"隐"均起源于日常生活而具有与德性相关的涵义.通过对"直"与"隐"的字源分析,可以将"直"这一德目纳入儒家情感哲学的哪体系之中,对于"直"的判断应以情感的充沛涌流为标准,故"父为子隐"体现了"直"的要求,但同时也可论证:"直"并非儒家之最高德目,应受到礼俗的规导.在中国文化的群体生命观之中,与孝道原则相关联的"直"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儒林外史》的写实原则与史官传统

作为一部典范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在创作原则、性格塑造、叙事模式诸方面与中国史传文学都有着极密切的内在精神联系。本文拟就《儒林外史》的写实原则与史官传统的关系略作探讨。一我国古代史学家向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南史至而贼臣书”(同上),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由于孔子的表彰,董狐、南史成了中国史学的善恶原则的最高典范。孔子本人所作的《春秋》,发扬了“书法不隐”的传统,后世有“《春秋》成而逆子惧”之说。经由历代史学家代代相承,“实录”不仅成为史家最重要的职业道德,而且成为史书编纂的基本原则。     

直面孔子:《论语》君子观片论

《论语》作为研究孔子的重要资料,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直"在《论语》中共出现22次,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正直的人,二是指直率、公平、正直的心态.而且可以上升为儒家伦理哲学的"直道".拙文在此将"直"作为研究孔子君子观新的切入点,并由此说开去.     

《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

文献习见中的“隐括”、“隐揉”、“隐审”、“隐实”、“隐核”、“隐度”之“隐”都当读为“櫽”,因此,将《论语·子路》篇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读为“父为子櫽,子为父櫽”,训为“父亲要替儿子矫正错误,儿子也要替父亲矫正错误”,是完全可能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并非血缘至上主义者,社会公德与父子私情有违时,他们主张的是“不成人之恶”、“从义不从父”。因此,“其父攘羊”,孔子是不会主张子为父隐匿的。从上博简《內礼》篇的文义看,“而任不可”与子女为父母隐瞒错误并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将简文“任不可”补入《论语》“子为父隐”章中,说儿子不但要“替父亲隐瞒”,而且要“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就违反了孔子做人的基本原则——诚信。     

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而展开的重要文学思想，即“自然”论文学观，这一文论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其中，钟嵘及其《诗品》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批判诗歌创作热衷“用事”、讲究“声病”之风，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崇尚“自然”而不废文采。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     

诂诗与诂诗者的局限——由“大漠孤烟直”想到的

王维诗《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的“孤烟直”,注家多有分岐。烟何以直,这是西北及北方独特的地理气候决定的。历来学者解诗派少考虑自然现象和生活常识,往往在古籍里找根源,这是历代解诗者的明显缺憾。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孔子的“思无邪”与其中和美学思想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价。历来对“思无邪”的解释受包咸、程朱、郑浩的影响比较大,或说是“思想纯正无邪恶”,或说是“不虚假”。这些都不准确。孔子的“思无邪”是就诗与乐两方面而言的。上古,诗乐一体,《诗》三百皆是合乐之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乃无意,“无邪”即直,“思无邪”是说诗与乐中正和平合于节度。这是孔子从其中和美学思想出发对诗乐（文艺）的评价,也是其中庸哲学思想的反映。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五十而知天命”补充解释

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说可谓脍炙人口,无人不晓。然而,何为“天命”,为什么人到五十岁就能“知天命”?我国著名的孔学研究专家扬伯峻先生在注释“天命”时说:“孔子是不是宿命论者,我不敢论定。孔子所谓的天命究竟是什么,也很难臆测。”“天命”这两个字“不便译出”(《论语译注》)。这里先生自有其隐曲之心,难言之苦衷。同时也可看出孔子此说难予具体注释,也是实实在在的事。本文不揣冒昧,试从文理、医理等角度略陈管见,给历来的注释予以点滴补充,权当引玉之砖。     

也说“先进”与“后进”——论孔子关于礼乐来源及其层次的看法

《论语·先进篇》开篇一章是孔子礼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这也是历来学者们对《论语》解说最为歧见纷出的一章。本文分析了古今有代表性的几家解说，认为它们都不符合孔子原意。文章接着从分析“野人”含义入手，并从史实论证了孔子对“野人”的态度，从而指出孔子在此说的是关于礼乐的来源及其内容的层次问题，由此提出了“潜礼乐”的概念，并探讨了孔子为何要更推崇“君子”礼乐所源自的“野人”的“潜礼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