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杜诗随笔三则

关于杜甫离蜀问题谈论社甫离蜀,首先要涉及那首《去蜀》诗,诗云:“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诗的写作年代有争议。黄鹤定为广德年间阆中作,蔡梦弼、朱鹤龄和仇兆螯等以为永泰元年离成都时作。后说颇占优势,可未必的确。或谓两说均可通。我却倾向于黄鹤说。蔡说之可通,是把诗中“五年”、“一年”加起来算,为六年。杜甫永泰元年成都诗《春日江村》云:“迢递来三蜀,蹉跎有六年”;也是作于这年春天的《营屋》诗中写道:“忧惜已六载,兹晨去千     

李白“三见秦草绿”辨

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说:“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学术界迄今普遍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游长安时作,只是在具体年代问题上有分歧。旧说认为作于天宝初年李白待诏翰林后期,近些年来提出的新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作于开元十八、九年第一游长安期间,二说见于李从军《李白三入长安考》中: 既云“三见”、当有所指。过去都把“三见秦草绿”泥解为李白在长安三年、见泰     

李贺诗的玉石母题臆说

李贺诗的玉石母题臆说刘小平近读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有论及李贺诗的地方，说：“李贺于六代作家中风格最近明远，不特诗中说鬼已也。”①这正是钱先生不囿于前人成说，独具慧眼的地方。这一“明远”的评断，对李贺诗的认识至少是一种完善。所谓“明远”，乃指“诡靡，...     

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

本文对先秦时期流行的“观诗”、“用诗”和“说诗”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观诗”虽然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的接受取向,但已包含有审美鉴赏的因素;“用诗”尽管也要服从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目的,但却赋予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能动的再创造的权力;“说诗”则强调接受者在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观诗”、“用诗”和“说诗”这三种文学接受方式昭示了先秦文学接受理论的早熟。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赋体源流辨》驳议——与李伯敬同志商榷

李伯敬同志《赋体源流辨》一文对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赋源于诗说提出异议,认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把赋说成“六义附庸”、宋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以及直到晚近流行的赋体源于诗六义说,都沿袭班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李文首先引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诠赋》注解中一段话作为依据。范注驳斥赋体源于诗六义说是很有力的。但并没有就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

《蜀道难》是李白诗作中的名篇。对于李白为何写这首诗的问题,自中唐以来,众多的学者各持己见,迄无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罪严武”说、“讽章仇兼琼”说、“刺玄宗幸蜀”说和“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说这四种观点。无论哪一种观点,几乎都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写于秦地的作品。但是,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弄清了这首诗究竟写于何时何地,对于“为何而写”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拙文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切望方家指教。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也谈《锦瑟》

王渔洋说过:“一篇《锦瑟》解人难”。对李商隐《锦瑟》诗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是悼亡之作,如朱彝尊、冯浩等;另一种认为是自伤身世之作,如何焯、宋于庭等。此外,还有种种解释:有的认为“锦瑟”是令狐楚之妾(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三);有的认为“锦瑟”是当时某贵人的爱姬(见刘攽《中山诗话》);还有的认为是专咏“锦瑟”这种乐器的,并说锦瑟之声是适、怨、清、和的(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二十二)。近年来,有关论著。对于《锦瑟》一诗的意见也基本上未脱离“悼亡”、“自伤身世”这两说的范围。我们认     

“在”的意义与追问——元稹《行宫》新析

“寥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元稹的这首五言绝句 ,按一般的理解 ,描写了两种景象 :一是古行宫及行宫里开放的花之寂寥 ,二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宫女坐在那里 ,闲聊着玄宗的事。从整首诗看 ,此诗以行宫的寥落和宫花静寂开放、无人理睬之情景映衬白头宫女受冷落而孤独寂寞、无可奈何的境况 ,言“宫人幽怨”之情。然而 ,行宫及宫花之寥落缘何能映衬宫女孤独寂寞的处境 ?宫女闲坐说玄宗又何以能体现“宫人幽怨”之情 ?这涉及到该诗的“肌理构造”的体验和解读问题。过去一些解释此诗者多从时代背景去理解 ,言“安史之乱…     

和唐弢同志商讨两个问题

一九七八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刊载了唐弢同志《谈“诗美”》这篇文章。本人对于美学是门外汉,的确没有发言的资格,不过在《谈“诗美”》这篇文章中,有两个问题,我不同意唐弢同志的意见,提出来和唐弢同志商讨。第一个问题:《谈“诗美”》说。记得过去读相传为沈约《四声谱》里所说的“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心里想:既辨四声,又主调节,大概真的是为赋诗作文而写的吧,但和歌唱的音韵难道就没有一点关系了吗?     

新诗的“散文美”——论艾青关于新诗的一个美学主张

新诗的“散文美”这一奇特,尖新的美学主张,是艾青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来的,并贯串于他的整个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本文想结合他的诗论与创作,联系新诗发展的背景,对“散文美”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散文美”决不是“散文化”。艾青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对这起码的常识是不会不清楚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又说:诗决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如果认为“诗只不过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形式”,那么“即使你写了许多采用诗的体裁的东西,结果依然不是诗”。既然艾青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散文美”的主张呢?让我们先温习艾青在《诗论·美学》里的一段话吧:“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也就是说,“敢文美”主张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诗歌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需要。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孔子“《诗》可以兴”命题与先秦思维方式

<正> 一“《诗》可以兴”命题在《论语·阳货》中被列于孔子论诗价值的“兴、观、群、怨”说之首端,这表明孔子对于《诗》的“兴”功能特别地重视。传统经典对该命题中的“兴”义主要有两种,即汉孔安国的“引譬连类”与宋朱熹的“感发志意”。两注虽稍有不同,但共同处在于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说明“兴”的:“引譬连类”是指借《诗》中所言来作譬喻和类比,“感发志意”也是指从《诗》中所言去感悟启发思想情志。在孔子所处时代,与《诗》同时存在的权威性著作至少还有《书》、《易》、《礼》等,为什么孔子单单言“《诗》可以兴”而不及其余?主要原因在于《诗》具有其它著作所缺乏或难以企及的形象性特点。《诗》中多有鸟兽草木之名,多有对自然景物及社会生活的     

近百年来“诗言志”阐释的回顾与展望

自从诗的本质的最早观念——“诗言志”说诞生以来 ,历代学者对其进行阐释、分析、解说 ,成为中国传统诗学领域中“说不尽的诗学命题”。现代学者对“诗言志”解释大致有两派 :一种观点认为 ,“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 ,排斥个人情感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 ,“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 ,是意和情的结合。关于“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 ,我们应采用多维度思维 ,将其置于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框架下 ,进行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考察。     

晚清“诗界革命”盛衰史实考

笔者在《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载《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一文中,既已考定“诗界革命”乃梁启超于一八九九年冬所提出,并证明旧说——这口号是夏曾佑、谭嗣同或黄遵宪在戊戌(一八九八)前提出——之误,就有必要对“诗界革命”的开展过程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探讨,由此作出的评价将更接近于客观事实。“诗界革命”的进行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至壬寅(一九○二年)冬季,是它被提出并向上发展的阶段;自此后至乙巳(一九○五年)是它由盛而     

王维《使至塞上》抒的什么情?

王维《使至塞上》一诗,抒发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曰“爱国热忱”,一曰“自豪”感。陈贻焮先生在《山水诗人王维》一文主前说,(《唐诗论丛》第89页)他是指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大破之,斩首二千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