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动广州起义决策的再探讨

在发动广州起义决策过程中,中央和广东省委并非存在盲动主义错误,而是发生了犹豫和徘徊的失误,由此导致了起义的失败。一“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后不久,中央即着手准备广州起义。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０日,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决定了广州暴动计划。从这时...     

纪念广州起义五十周年

伟大的广州起义,距今整整五十周年了。五十年前,英勇的广州工、农、兵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撼世界的武装暴动——广州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卖革命的卑鄙行径和屠杀政策的有力回击,是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深刻批判,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广州起义不是盲动主义的产物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不是盲动主义的产物,虽然早在党的“六大”已有明确结论。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至今仍有人把广州起义与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联系起来,认为广州起义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精神的直接表现,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是“军事投机”。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广州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其历史启示——纪念1927年广州起义80周年

现有的党史资料显示,1927年的广州起义是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进行的。广州起义取得了短期的胜利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启示一,广州起义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并建立民主政权,证明一个靠得住、信得过、智勇双全的领导核心,抓住时机,决策果断,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同时需要革命党人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而献身的的精神;启示二,广州起义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并建立民主政权,证明革命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让人民从新生苏维埃政权中看到“当家作主”的希望。     

渭华起义史略

渭华起义是1928年5月至6月在陕西省的渭南及华县地区爆发的。它是在“八七”会议后,由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中共陕东特委及刘志丹、唐澍、刘继曾等同志具体领导下进行的。渭华起义是由农民暴动和军队武装起义相结合进行的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英     

红色国家元首(上)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重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帮助建起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同共产国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30岁的毛泽东在中共三大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层,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关。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的指导者马林认为,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合作,而且坚持共产党员一定要通过个人身份     

叶挺在狱中为郭沫若祝寿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决定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上校团长叶挺,与文士郭沫若在广州由结识至相交.1926年6月,郭沫若出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与叶挺一文一武共同参战于北伐战争中. 1927年,南昌起义军东征失败后,郭沫若去日本避难,叶挺则与张太雷等人发动广州起义,成立广州革命公社,不久失败.叶挺去欧洲考察.     

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壮举,共产国际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探讨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对全面准确地了解南昌起义及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有一定的意义。     

湘南起义新探

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毛泽东早已设想“以汝城为中心”实行湘南起义,但因多种原因,将湘南暴动的打算变成了极力攻打长沙,并最终放弃了湘南割据。朱德召集汝城会议,讨论了湘南起义的计划,但因准备不足决定推迟,后因支援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再次推迟,而宜章首义更利于湘南起义的实现。湘南起义大可不必与三大起义齐名,但它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依然突出。     

孙中山与中共三大

孙中山先生晚年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同意开展国共合作,并于1923年在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这成为中共同年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国共合作事宜的重要背景和主要原因。中共三大制定了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正确决策,为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密切合作,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为了弄清党成立的历史,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有关专家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并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而是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调和主义”的实质:以王明取代瞿秋白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按照共产国际意图行事的,无论是在正确的方面,还是错误的方面都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然而,后来共产国际却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究其属何故,党史学界已有人从不同角度作了探讨。笔者试图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会”事件至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段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提炼出“调和主     

献给历史求索者的一组颂歌——评《广州起义研究》

去年12月11日,是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广东人民出版社为此在最近推出了由聂荣臻元帅题签封面的《广州起义研究》一书,这是献给伟大的历史求索者的一组颂歌,虽然是一本史学研究专集,但是,读罢令人荡气回肠,感情昂扬! 用饱蘸感情的笔墨赞美广州起义者不避艰险,勇敢探索的历史主动精神,是贯通全书的     

试论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特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革命的枪声。在三大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在短短的两三年内,     

中共代表团改组东北党之我见

党的“六大”以后,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在莫斯科设立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期间做丁大量工作,然而1935年中共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按四大游击区改建四个新省委和两个特委。学术界对中共代表团改组东北党的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对东北党改组的大方向还是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决定”。笔者认为深入探讨     

浅析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反调和主义

一、问题的由来一九三O年六月中共党内发生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了解决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为此而召开了专门会议来研究和讨论。当时周思来和胆秋白也参加了会议，会后形成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并指派周、区两位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七月决议”的精神，并要求按此精神来终止立三的错误。一九三Q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由粗秋白主持，周恩来作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了检查发言，并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后中共中央的工作由区秋白主持。三中…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对广州起义的初步研究

1927年12月发生的广州起义,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不少人对广州起义的历史作过研究和撰述。但任何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包含着复杂内容的,总还有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和说明的问题。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广州与中共统战政策的形成——从马林两次广州之行浅析

马林先后两次到广州:第一次广州之行,产生国共两党合作的统战思想战略和将中共中央局移驻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的设想;第二次广州之行,全盘操作并实现了中共中央局迁移广州,指导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可见,广州既是马林孕育形成国共合作思想战略的发源地,也是中共制定统战方针政策的发轫城市,对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 ,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 ,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 ,不符合中国实际 ,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 ,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 ,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 ,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 ,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