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恐刑法分则的完善之建言——以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规范为视角

"恐怖活动犯罪"宜作为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亚类犯罪设专节予以规定。从完善我国反恐刑法分则中的具体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之考虑,建议增设新的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即增设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包庇或纵容恐怖组织罪等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将基于恐怖目的实施的相应犯罪作为从重或者加重情节。在非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建议增设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罪、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以及邮寄危险物质、物品罪和关于"核犯罪"及"核恐怖活动犯罪"。在补充和完善相应的罪刑规范时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这是我国反恐刑法奠立的基础;二是我国担负的反恐国际义务(基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反恐国际条约),反恐刑法必须与国际条约义务相承接;三是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反恐刑法立法经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各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方面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达到严厉打击各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     

资助恐怖活动罪若干问题探析

资助恐怖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增补的一个新罪名.准确把握本罪的概念与构成特征,分清资助恐怖活动行为与恐怖活动犯罪的共犯关系,对区分此罪与彼罪以及定罪量刑有重大意义.     

我国刑法中走私犯罪的特征及其惩治

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走私犯罪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特点。为适应惩治走私犯罪之司法实践的需要,中国内地立法和司法领导机关不断创制、修改、补充和调整法律、司法解释,构筑了目前我国惩治走私犯罪相对完备的罪名体系,体现出法网严密、惩罚严厉等惩治特点。但是,从科学合理和发展的眼光来考量,走私犯罪中关于武装走私行为的定性问题、增加保税货物的种类问题、不准确关键用语的修改问题、限制和废止死刑问题等方面的立法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与中国法律应对——基于100个随机案例的分析和思考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恐怖活动犯罪快速地进入了网络空间,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不仅成为传统恐怖活动的"扩音器",而且成为新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生成平台,影响和危害都日益巨大。对于近年来利用网络空间实施或者生成的100个案例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整体状态、发展趋势、行为类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中国法律应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系列困境。为此,需要在平台机制、罪名体系、犯罪形态、普遍管辖四个方面构建体系化的法律应对策略。     

《刑法》修订后的特点

修订后的刑法与原刑法相比．条文数量和罪名都大量增加,分则体系的修改,立法技术性进一步提高,使整个刑法体系更趋于完善、合理。新的刑事罪名的出现,属人的刑事管辖范围的扩大．某些犯罪的法定刑的提高等都加强了同犯罪作斗争的力度;取消类推制度,实行绝对罪行法定原则,公民防卫权的扩大,民事优先原则等加强了对人民的保护。进一步实现了刑法的惩治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功能和目的。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与民意引导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呈现全球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全球化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应然,也是必须的选择。我国当前重刑反恐政策和民意"重刑化"倾向,弊端明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反恐合作的有效开展。刑罚裁量涉及国家对犯罪做出反应的方式是否有效和富有理性。公众舆论影响量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量刑政策也影响公众形成对社会犯罪状况、法律秩序以及公共安全的基本态度。"严打重判"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应该对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重新定位,并对民意加以理性引导。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试论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加强和完善对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首先应当着眼于修改完善已有的刑法规定,使之更具严密性、合理性,以适应有效惩治网络犯罪的需要.同时应该把司法实践中超越司法解释权限但具有合理性的解释性规定,上升为刑法规范.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讨论进一步增加惩治网络犯罪的新立法,才具有现实意义.制定新的刑法规范,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有必要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犯罪,但应当进行整合,防止罪名过多,防止出现漏洞;对于网络犯罪的预备行为,应该遵循已有立法的规定方式,根据其目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来处罚,而没有必要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对于由单位实施或者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网络犯罪,应当视为自然人犯罪,直接处罚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而不宜作为单位犯罪来规定.     

论货币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惩治货币犯罪的立法存在缺陷,如没有将＂变造货币＂作为出售、购买或运输假币等罪的犯罪对象,持有、使用假币等罪的立案标准过低,没有把制造、提供制假设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没有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规定不同的刑事责任,没有将单位作为伪造货币等犯罪的主体,缺乏对货币犯罪被害人利益的保护等。建议修改法律降低立案标准,将变造货币作为犯罪对象,增设非法运输、携带假币印版、印模罪等相关罪名,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细化刑事责任,扩大单位犯罪主体范围,加强对货币犯罪被害人利益的保护等。     

论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惩治中的适用空间

随着对刑罚本质的反思和对正义理念的重构,恢复性司法对我国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惩治中的适用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由于环境犯罪客体的特殊性,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应在规范本位主义环境犯罪罪名的框架内进行建构.     

比较视野下惩治航空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

航空安全是航空业的出发点和目标.中国在加入有关国际公约之后,通过修订刑法、细化罪名、颁布司法解释,对国际公认的航空安全犯罪行为进行惩治,以与国际社会同步维护航空安全.劫持航空器罪、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是典型的危害航空安全犯罪,中国刑法典应在对接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对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做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并与其它罪名相互协调的规定.美国、加拿大在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形成了惩治危害航空器、机场、机上人员、飞行安全行为的罪刑体系,这对于中国的立法完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于航空安全犯罪这类严重侵害、威胁重大法益的犯罪,可以将部分犯罪的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罪名,纳入到中国刑法的调整范围内,而且应当加强罚金刑的适用.     

关于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

刑法总则第30条、第31条专节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在分则413个罪名中规定了128种单位犯罪,占罪名总数的31%,足见研究单位犯罪的刑法理论中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在总结单位犯罪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单位犯罪的主体特征、范围、类型、刑事责任的基础、处罚制度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以期完善单位犯罪理论,有效地惩治单位犯罪。     

亚历克斯·科尔维尔的绘画风格

“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法律的守成性决定了其对日星月异、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进行调控,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和僵化性。我国《刑法》中关于恐怖活动的规范也未能逃脱上述规律,可以说正是恐怖活动的多发才导致了相关立法,而当原有规范无法对恐怖活动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有效规制的情况下,又导致了针对条文本身的修改。立足于相关法条本身,结合立法背景即既有的社会现实,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研究,以期勾勒出我国当前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体系,并对相关法条进行解读。     

我国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现状及应对策略

近两年来,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频繁发生,导致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对我国的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打击与遏制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肆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完善制裁恐怖活动犯罪的法律体系,完善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之应对机制,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才能预防、减少恐怖活动犯罪的发生。     

论全球治理语境下的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防控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区别于传统恐怖活动犯罪的新特性,导致传统对策机制失效.加之现有网络恐怖活动犯罪治理手段的失灵,使得运用全球治理模式防控网络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必然选择.全球治理模式中的多元主体、 多层次防控机制能够衍生适用于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防控.全球治理模式对我国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治理同样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我国应建立多元多层次的防控机制、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现实威胁.     

我国恐怖活动犯罪立法研究——结合《刑法修正案(九)》相关反恐条款

“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1]法律的守成性决定了其对日星月异、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进行调控,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和僵化性.我国《刑法》中关于恐怖活动的规范也未能逃脱上述规律,可以说正是恐怖活动的多发才导致了相关立法,而当原有规范无法对恐怖活动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有效规制的情况下,又导致了针对条文本身的修改.立足于相关法条本身,结合立法背景即既有的社会现实,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研究,以期勾勒出我国当前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体系,并对相关法条进行解读.     

海权视野的中国刑事管辖权制度适应性建构

多国派亚丁湾护航编队阻止海盗活动而绩效不佳,重要原因是：既没有受理海盗案件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亦不受理海盗案件;我国《刑法》没规定海盗犯罪,对海盗国际犯罪的司法管辖权难能实现。我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制度面对东海、南海,经由马六甲海峡跨印度洋水域的海盗、毒品、走私、恐怖活动等国际犯罪、跨国犯罪,凸显适应性疲弱。在国际法场合,就跨国犯罪/国际犯罪案件行使刑事管辖权,具有彰显国家主权、海洋权益的“证据保全”的重要意义。且应对日本、南海周边挑起海权争端国家“依法维权”情势,当适时修改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相衔接;促进联合国反海盗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建设;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改革,建立惩治国际犯罪长效机制等举措皆具有现实意义。     

反恐背景下澳大利亚刑法修正及其借鉴

在新的反恐背景下,澳大利亚通过颁布法律修正案和制定专门反恐怖法,进行了一系列刑法修正工作,加大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力度。以澳大利亚刑法为借鉴,我国刑法亦应明确基础性概念,完善罪名体系,集中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特殊刑罚减免事由,从而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完备的法律基础。     

论网络恐怖活动犯罪及对策

网络恐怖主义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的国际形势下恐怖活动犯罪发展的新形式,主要表现为网络恐怖攻击、网上散布恐怖信息和利用互联网组织恐怖活动3种形式。为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犯罪,许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防范行动,并加强了国际合作,制定了相关国际公约。我国也面临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威胁,应未雨绸缪,及早制定遏制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防范对策。     

新《刑法》对盗窃罪的修改及其在适用上的有关问题

盗窃罪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罪名,其犯罪手法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盗窃犯罪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刑法》及时对“盗窃犯罪”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对此作一浅谈。一、新《刑法》对盗窃罪的修改盗窃罪是一个传统罪名。我国1979年《刑法》第151条就对此罪作了专门规定：“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顺应了当时同盗窃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在打击盗窃犯罪,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