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钱树佛像身份探微——与温玉成先生商榷

摇钱树佛像的项光、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等特征,具有明显的印度佛像特点,并且杂糅了印度早期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树与佛相结合,既表现了佛陀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又反映了早期佛教艺术象征性和具象性的结合,它是佛陀形象出现之前的象征物,发展到独立造作佛形象之时,中间的过渡产物。摇钱树佛像的性质与西王母神灵相似,可称为"佛神模式"。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为唐代仿制,摇钱树佛像与太上老君或老子像没有相似之处。     

笈多马图拉湿衣佛像与长安北周五佛比较

笈多时期是印度佛教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佛像对中国佛像的艺术设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北周五佛的出土对认识北周佛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尤其是一尊印有"大象二年"的佛像已成为北周佛像的断代标准。一些学者分析、推断出笈多马图拉湿衣佛像与北周五佛存在一定关系。从直观的方式看,这两个时期的佛像在发髻、面相、身材、服饰衣纹以及手势上具有的相似之处。种种证据表明北周五佛的艺术形式中借鉴了笈多马图拉湿衣佛像的艺术手法。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的关系对佛像修复的意义

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主体,在石窟寺造像中,主尊佛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窟的造像思想。对于完整的佛像,客观描述其佛衣、艺术风格以及手印和动态等比较容易,一些残损了的佛像,其研究则需要参照同时期完整的佛教造像、佛教流派及艺术的时代风格等图素,必要时要对其进行修复,而佛像的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等动态之间的关系,对修复、制作佛像和研究佛像风格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阿育王像的初步考察

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佛像的略称.在中国东晋、南北朝至隋代的中国帝王、僧侣阶层和信众中有特别的信仰和崇奉.据记载,中国出现阿育王像的时间最早可以推溯到东晋时期.目前,国内出土的阿育王像实例只发现于成都地区.从文献的记载看成都地区出现阿育王像的时间似亦可推溯到东晋时期.成都地区出土的形制古朴的阿育王像与同时期的其它佛像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些特征可以一直追溯到犍陀罗地区创始期的佛像.除文献记载外,在石窟中也有一些实例的发现.龙门石窟西山中段唐字洞西壁的上层,有唐代净福寺比丘尼净命造一龛阿育王像,敦煌莫高窟323窟像即为阿育王像.四川巴中南龛摩崖造像中,亦有一尊相似的造像,此像定名为阿育王像似更为准确.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佛教与"像教"艺术

公元前六世纪末 ,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也叫“像教” ,即注重形象艺术教育的宗教。佛教信仰者认为 ,雕塑和绘画佛像能得福。因此 ,在各种各样的宗教美术中 ,佛教美术取得的成就最大。公元前 2 71年阿育王即位后兴起的印度早期佛教美术 ,受到希腊艺术和印度民间艺术的影响 ,其内容主要是佛本生和佛传故事 ,虽多带有象征性 ,但已奠定了“像教”艺术的基础。一世纪晚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健陀罗佛像艺术 ,把佛陀作为主要的崇拜偶像。当时印度南部的摩菟罗地区受到健陀罗艺术的影响 ,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摩菟罗佛像艺术。公元四世纪初健陀罗佛像艺术与芨多佛像艺术融合 ,形成了印度式佛像———芨多佛像艺术 ,印度佛教的“像教”艺术进入了灿烂辉煌时期。西汉晚期佛教传入中国内地 ,中国的佛像艺术产生于东汉中晚期。经过三国两晋的发展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曾两度出现高峰。下迄明清仍雕塑绘画许许多多的佛像艺术。长达一千七、八百年时间轰轰烈烈的佛教“像教”艺术运动 ,不但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而且许多时期都代表了中国美术的主流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蜀汉至隋代的四川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四川的问题,至今仍无法肯定。在一些考古报告中,把乐山柿子湾和麻浩崖墓中的石刻佛像,定为东汉晚期的佛像。①此说被学术界广泛引据。②但有的学者深入研究后指出:柿子湾的佛像墓约属汉魏之际,而麻浩的佛像墓应在蜀汉时期。③换言之,四川最早的佛像出现在三国时代。三国时代,佛教已传入东吴,武昌和建业渐次形成佛教的重镇。虽然至今尚未发现佛教传入蜀汉的文献资料,但依彼时的形势推测,三国时佛教传入蜀汉是完全可能的。《后汉书·刘焉传》记载,     

莫高窟北朝佛像背光装饰纹样特征及其演变

佛像背光,包括头光及身光,从不单独出现,与佛像艺术同产生于古代印度,起初并无装饰,多为素面呈现,后出现了连弧纹、莲花纹、锯齿纹等.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及佛教艺术经丝绸之路传播至西域,即今新疆地区,随后一路传至敦煌莫高窟,此时佛像背光在承袭古代印度、西域早期装饰纹样的基础上,结合了许多新的造型元素及装饰纹样,演变出各式复杂、纷繁富丽的模式,其中以火焰纹最为注目.文章以莫高窟北朝时期为切入点,探究其佛像背光装饰纹样的特征,梳理佛像背光的演变历程并追溯其源.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天界与冥界:汉魏晋南北朝死后世界的想象及图像

战国楚墓帛画人物形象兼具巫觋与墓主双重角色,是汉代关于死后世界想象和图像出现的先导。汉墓帛画描绘天象与天府(太一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墓壁画、画像石描绘天象与仙界(西王母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代冥官系统复杂,但缺少冥界图像。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照墙与墓室覆斗顶四坡描绘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主宰的天界图像,天象图像较少出现。南北朝时期,孝子高士与渐趋科学的天象认识组成的天界想象出现。对天界的无限向往与对冥界的极端回避是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想象的基本原则。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其内容包括岭南的远国异民传说、山川湖泊传说、动植物传说和奇珍异宝传说。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两汉叙事粗陈梗概，语言质朴；魏晋南北朝叙事完整，语言渐趋优美；唐代叙事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弥勒为女身经》探微

据佛教经录记载,《弥勒为女身经》曾两次单独传译,第一次为东汉末,已失译人,第二次为西晋竺法护译,但至今以上两种译本皆已不存。《大正藏》所收两处有关《弥勒为女身经》的内容,一见梁朝僧？宝唱编《经律异相》,另一载于康僧会所译《六集度经》中。根据现存经文,弥勒菩萨曾受女身并为佛所度化,这一经典流行于汉末至隋,体现了弥勒信仰对女性的宽容,是大乘佛教时期女性地位提升的表现,获得了较多的女性信仰者。     

晚唐五代时期金河黑河水系变迁与环境演变

汉代黑河(删丹河,或名张掖河,又名弱水)与北大河(金河,又名呼蚕水)交汇入注居延海,汉代以后直到唐代之前都没有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两水分流,金河流注白亭海,张掖河流注居延海.敦煌文献记载晚唐时金河与张掖河交汇流注居延海,使居延海湖面出现一个恢复期.此外,金河和黑河流域地区居民结构变化、农业人口和用水量减少、黑河径流量增加也是居延海湖面增加的原因.     

“佛像镜”相关问题浅议

“佛像镜”东汉中期起源于洛阳地区 ,流行于三国至西晋初。“佛像镜”的兴盛与传播与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三国时 ,吴都武昌 (鄂城 )是其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