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庄和佛教的最高范畴及其哲学意义

老庄与佛教之所以能＂联姻＂,决定于他们有着相近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而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又取决于构成这一思想文化的最高范畴的性质。老庄与佛教都将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视为是一个超越一切有限、对待、差别、相对的无限性、无规定性、本然性的本自圆满的存在。厘清佛教在不同概念框架中的＂空＂旨,是我们研究佛教哲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老庄与佛教共同运用了他们的否定性的思维方式,竭力主张要破除和超越万物的相待分别的状态,并在这一超越中实现他们共同的＂大肯定＂,从而亦形成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即＂破假显真＂。     

见机而耐性,妙悟生光明——“妙悟”说在中国佛教文学中的发展历程

"妙悟"本为佛典用语,在中国佛教文学中应用广泛,许多作品体现了"妙悟"内涵。"妙悟"作为中国佛教文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与禅宗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梳理"妙悟"如何借用到中国佛教文学,又如何被接受并融入中国儒释道等多重思想,最终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一个诗学范畴,并对"妙悟"在佛教文学中的发展进行脉络打通,参前观后,一以贯之,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妙悟"说的时空发展线索。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佛教文化影响视阈下六朝诗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新近读到济南大学教师刘艳芬博士的新著《佛教与六朝诗学》,感觉这是一部揭示佛教和中国诗学相互影响渗透关系隐秘的难得佳作。《佛教与六朝诗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全书23万字。该书针对佛教与中国诗学关系研究断代研究较少、专题研究较少、文艺学研究视点较少的实际情况选题,从文艺学角度着手,分主体研究、意象研究和范畴研究三个专题,对佛教与六朝诗学关系展开系统分析和深入探析,将佛教与中国诗学关系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赵朴初论“人间佛教”的三重本质意涵

赵朴初认为,"人间佛教"有三层本质意涵:一指佛教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强调佛法持重人生安立问题,以人们的幸福诉求为终极关切;二指佛教"人间成佛,即人成佛"的成佛逻辑即"人学菩萨道"的教法,认为世出世间一体不二,成就圆满人格即成就佛果究竟;三指佛教的根本属性即社会性,强调佛教是施设于具体时空中的社会实体,必须合理契机地适应社会、利益人间。"人间佛教"这一概念是对佛教人本立场、利他精神、利生实践的总概括,与西方语境下的"宗教世俗化"没有内涵上的相通性,与汉语语境中打着佛教旗号的"庸俗商业化""市侩功利化"行为更没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因果关联。     

冯契先生的佛教观研究

冯契先生对佛教的关注,主要涉及其对印度佛教基本内涵的概括和对中国佛教主要特征的诠释这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转识成智”这一范畴的深入考察,冯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观.冯契先生的佛教观,对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法藏“佛种性”思想解析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是法藏对佛教各宗各派核心思想进行对比研究的一部论著,同时也是其判教思想的集中体现。法藏在对佛教各宗派进行"五教"分判的基础上,又对"五教"的"佛种性"思想进行了解析,并从华严一乘圆教思想的角度出发,创造性的以一乘的"佛种性"遍摄小、始、终、顿等四教的佛种性思想,同时还将四教的"佛种性"思想做了全新的解释,使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之处在华严一乘圆融思想之内得到一一化解,并将圆教种性说确定为如来的真实之意和究竟圆满之说,而认为其他四教之说只不过是如来随顺众生根性的权施说法而已。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佛教“空”义解析

"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在佛教"空"义演变的历史中,一些佛教学者对空的义理进行了不同的区分,其中以十八空最为著名,也最为重要。十八空说是对空的义理的系统分类和全面总结。佛教尤其是大乘空宗的"空"义具有多重内涵,具体可以从空性、空理、空境和空观四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在佛教的"空"论体系中,交织着诡辩与真理、糟粕与精华、偏见与智慧,"空"论在人类思辨认识史上实是独具华彩的篇章。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间佛教与学僧文学创作的入世转向

学僧的文学创作及其所呈现的入世转向,离不开"人间佛教"的深刻影响。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是中国近代以来佛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现代佛教革新方向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社会化"与"世俗化"。五四前后,僧界涌现出特殊的学僧群体,他们基本上是太虚思想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深受"人间佛教"思想影响的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自觉追求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面对国家的被侵略,不忘爱国情怀的抒发。更为突出的是,他们敢于直面佛门内部的新旧冲突,尝试运用小说的形式描述年轻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感伤的情绪尤其浓郁,它是学僧作家自身困境的真实表现。僧俗之间的隔膜、冲突等不和谐的一面,他们也予以表现。学僧用写实的笔法关切现实生活,具有先锋意识和入世情怀。     

从三个诗学命题看苏东坡文论的佛教背景

从苏轼“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随物赋形”“物无陋者”这三个诗学命题可以看出,苏轼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厚的佛教背景。佛教的基本观念、认识论,尤其是禅的本质、不可言说性、判断标准、认知和观照方式以及佛经中对丑怪事象的描写乃至佛教的绘画、造像艺术等多个方面都对苏东坡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思想的影响是苏轼诗学观既深刻而又极具个性色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

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永明延寿禅师的著述及思想略论

永明延寿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佛教思想人物。他一生"禅净兼修"、"禅戒并重",且著述颇丰。其著述集中表达了他的佛教思想及其理论主张,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影响。     

《释迦牟尼佛传》与星云大师的宗教情怀

《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文学作品,是星云大师以虔诚的佛教徒的身份写作的佛传,这部作品承载了佛陀的基本理念,更承载了作者星云本人的基本理念。其写作思维和世俗作家、世俗学者迥然不同。其写作目的、写作策略受制于佛陀本人的历史、星云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星云本人的宗教革新思想,其对人间的思考亦展示了太虚大师以来尤其是星云本人倡导的人生佛教(或曰人间佛教)理念。相应地,作者也选择了叙事与说理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在人间情义与佛教道理之间取得了平衡。星云创作《释迦牟尼佛传》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宗教革命的尝试,《释迦牟尼佛传》也因此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儒道佛”·“生活世界”与其相关的“意义治疗”

文章旨在阐明＂儒、道、佛＂三教所涵之心性义理,试图如其生活世界,而做一展开运用,因之而豁显其相关的意义治疗学思维。首先,笔者阐述了撰写《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的因缘,并借此表达了对于教育学、心理学之追求本土化的意愿。之后,文章概括的指出儒家所重在＂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德创生＂,道家之所重在＂尊道贵德、慈俭虚靜、自然无为＂,佛家之所重在＂悲智双运、涅槃寂静、缘起性空＂。进一步言之,儒家重在＂仁＂,他著重人伦教化的落实,并开启主体的自觉性,是＂我,就在这里＂。道家重在＂慈＂,他开启了自然天地的奥蕴,并点示了场域的和谐性,是＂我,归返天地＂。佛教重在＂悲＂,他深化了意识层次的分析,并廓清了意识的透明性,是＂我,当下空无＂。之后,文章对于心性之学所可能展开的心灵意识之诠释做了大略之理釐清,并因而对于＂道、德、理、性、气、情＂及＂志、意、心、念、识、欲＂等做了话语的转化,试图呼吁本土心理学的辅道学之可能。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佛文化下的女性情怀与女性觉醒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佛教的“苦谛”说明人生实相是苦的道理,是女性看清生活中众多苦难本质的理论基础;佛教以“缘起”的基本原理导出“众生平等”的生命论,在追求平等地位方面给予女性理论支撑。在女性的成长与成功的过程中,佛文化始终给予最好的心灵慰藉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