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纻辞》的拟代——兼论乐府诗拟代中的复变规律

咏赞或配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名舞《白纻舞》表演的乐府歌诗——《白纻辞》盛行一时,在歌舞消亡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也同样受到诗人的青睐,拟辞不断。《白纻辞》可分为两类：拟篇乐府和赋题乐府。《白纻辞》在拟制过程中,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但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复变规律,这也是乐府诗拟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五句体与连章诗——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体式发微

杜甫对曲江充满感情,作于天宝十一载的《曲江三章章五句》是杜甫第一次以"曲江"为题赋诗抒情。此诗七言成句、五句成章、三章成篇,前三句逐句用韵,后二句仅一韵,其命题及章句格式颇为独特。其命题格式脱胎于《诗小序》,章句格式则源自《诗经》以及《前溪歌》《白纻歌》等南朝乐府民歌,尤其是《乐府诗集》卷55所载张率《白纻歌》等作品。今天仍然流行于鄂、湘、渝、陕、豫、皖、赣等地,包括豫西南地区的"五句体"山歌,亦是七言五句,称为"赶五句"或"排歌",与杜诗一脉相承。杜甫自觉运用其高超的结构艺术,通过奇偶变化,以表面的不平衡达到深层的平衡,《曲江三章章五句》堪称典型。此诗是杜诗题目中唯一称章者,也是杜诗中惟一名副其实的连章体诗。后人对此诗的评说和拟学,帮助其实现了经典化。学界使用连章体诗概念多有泛化和误解,有待辨正。     

暴力·死亡——从小说《白噪音》和影片《白噪音》管窥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商品符号学的意识形态特征

以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为切入点,将美国著名后现代作家唐·德里罗的《白噪音》和影片《白噪音》相结合,寻找二者的切合点,尝试揭示后现代主义中商品符号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即：暴力·死亡。     

《白乌鸦》:孤岛精神图景

《白乌鸦》将一批孤独的、偶在的个体放逐到涎水沟这样一个"孤岛"上,与世隔绝的涎水沟便成为各色人性集中上演的舞台,它浓缩着历史与人性、个体与社会、政治与人生、原始与进步的纠葛。     

起点即终点:从《白孔雀》到《恰特莱夫人的情人》

《白孔雀》与《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分别是D.H.劳伦斯长篇小说创作的起点和终点。《白孔雀》中的乔治和洛茨理以及《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恰特莱和梅勒斯分别映射出劳伦斯小说极具特色的主人翁;洛茨理和恰特莱表征了物欲横流的恶果以及人性与和谐性爱的失落;乔治最终的颓废是作者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而梅勒斯映射出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人性复苏与和谐理想的渴望;女主角莱蒂的屈从和康妮最终的救赎映射出作者的女性观,其生活的树林成为劳伦斯希望的表征……这两部作品映射出劳伦斯人生探索的圆周式轨迹。     

人自然生态——《白苍鹭》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解读

萨拉·奥恩·朱厄特的短篇小说佳作《白苍鹭》讲述了女主人公西尔维亚如何经受住金钱和友情的考验,保护珍稀的白苍鹭的故事。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揭示《白苍鹭》中蕴涵的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和感悟自然等生态主义观点,以进一步阐释朱厄特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     

试论《白夹竹桃》一书所表现的人性

美国女作家珍妮特·菲奇的《白夹竹桃》是一部很严肃的通俗小说。作品中,作者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如人类的自私、麻木和无情,同时也细腻地描写了人性美的一面。对于人性和人性化的探讨使这部作品成为畅销书之一,并为珍妮特·菲奇奠定了成为一位优秀作家的基础。     

论萨拉·奥恩·朱厄特《白苍鹭》对童话的模仿与颠覆

萨拉·奥恩·朱厄特的小说《白苍鹭》讲述了女主人公西尔维亚的成长故事。故事在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情节发展模式等方面模仿了传统童话故事,但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和小说结局上却颠覆了传统童话。结合成长小说的特征,指出《白苍鹭》在对传统童话的模仿和颠覆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成长的现代童话故事。     

从《白苍鹭》看萨拉·朱厄特对男女气质的重构

萨拉·朱厄特的短篇佳作《白苍鹭》除了展示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关注外,更体现其对男女气质建构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本文借助性别研究的视角,分析朱厄特在《白苍鹭》中对男女气质的重构,指出朱厄特首先通过对刻板的男女气质的否定和批判,解构了传统的男女气质,进而又在对“雌雄同体”双性气质的肯定和赞赏中,实现了其对理想的男女气质的建构。     

荒诞的叙事,无言的讽刺——论《白噪音》的后现代戏仿艺术

唐·德里罗的《白噪音》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派的经典小说。然而,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色却鲜有论及。《白噪音》中的后现代戏仿艺术是该著作的一大亮点。通过对消费社会、灾难片和侦探小说的戏仿,德里罗以戏谑的语言嘲讽各种社会现实,暗示了当今美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

以林鸿、高木秉为首的闽中诗派活动于元末明初 ,他对明代前期尊唐诗风的演变起有重要作用。他在理学诗、“台阁体”诗风行时 ,使尊唐诗风得以保持和延续 ,又对弘、正时期诗法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唐代广文馆考论

唐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书学、算学和律学共七学,广文馆在这七学中设立时间最晚,是在玄宗天宝九载七月才设置于国子监中的。它之所以设置,是由于当时生徒离开国子监,给国子监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是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对当时的官学教育产生了危害。它设置不久,就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统治者不重视等原因,它失去了自己的所有馆舍,搬到国子学中去了。根据现有的史料,特别是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可以证明,广文馆在搬到国子学中去之后仍然存在于国子监中,继续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论北宋七绝中异于唐人的典型创作技法

七绝创作在北宋时期,其风格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创作技法的改变是造成唐宋七绝易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北宋七绝在鉴照唐人的基础上,使用的创作手法是逆唐人之道而为,如对镜览物,其面反向,形成了异于唐人的自我风格。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四阶段发展的判定及特征分析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税制.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迥异于其他农业税制的诸多特点和较长时段之实行,而且还在于它对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税制及此后的我国农业税制产生过重大影响.根据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发展大致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汉魏之际的发端、魏晋时期的初步形成、南北朝及隋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成熟与崩溃的两大变奏.     

从郡县沿革探讨东瓯都城地望

汉唐以来东瓯故地的建置沿革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与东瓯都城有关的东汉"章安县东瓯乡"在永和三年独立为"永宁"县后,演变为唐宋以来的温州和台州南部郡县。《新唐书.地理五》语"黄岩,本永宁"概括了唐代黄岩县原属汉永宁县故地的历史。考古发现的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与塘山东瓯贵族墓葬的地理位置,与汉唐以来东瓯都城故地的郡县沿革史吻合,应距东瓯国都城遗存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