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渗入人的现实能力。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实践智慧融合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体现了说明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在制约和作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实践智慧既渗入了"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也包含"应当如何做"的理性判断,既涉及"是什么",也关乎"怎样做"。基于"度"的观念,实践智慧一方面注重度量分界,另一方面又审时度势,由此沟通普遍的理论引导与具体的情境分析,从而展示了独特的方法论趋向。作为德性与能力的统一,实践智慧以实践主体的存在为本体论前提,内在于人并与人同在。可以看到,在实践智慧中,价值取向、知识经验、行动方式、存在规定彼此交融,形成为统一的观念性形态并凝结于实践主体,它在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的同时,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的内涵。     

重新认识公共行政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方式,公共行政实践面对的基本场域是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行政世界。公共行政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应该被视为一种"人为现象",而且还应该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开发和再利用。公共行政世界的复杂性主要表征为公共行政实践中大量的非线性逻辑、自组织和不断涌现现象等,具体存在于诸种主客观要素的互动、互嵌、博弈与冲突等交互作用之中。认识和把握公共行政世界中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根源和基本生成逻辑,对于进一步理清公共行政实践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与冲突,以及探寻更加适宜和有效的公共行政实践行动理念与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前置性意义。     

实践哲学模式下的对话辩证法之重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再探究

"辩证法必须在诠释学中被恢复",这是伽达默尔的基本信念。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对话辩证法"(亦称"问答辩证法")。与其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诠释学相一致,伽达默尔的"对话辩证法"并非一种理论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实践哲学模式下的辩证法。其对话辩证法的直接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柏拉图的"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以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伽达默尔对话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乃是一种文本阅读式的(理解者内在反思性的)、跨时空的历时性问答,如何保障诠释学对话的平等性、开放性和创造性,是伽达默尔对话辩证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模式下的对话辩证法还包含一种明确的伦理学导向:促进人类生活中的"善"。为此,它以诠释学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知识和规范与具体应用之间张力问题的解题思路:诉诸理解的应用性和实践智慧,通过文本理解者在特殊情境下的居间调停,实现普遍性知识和规范的"教化"和"拓新"的辩证统一。     

实践理性:基于广义视域的考察

作为理性在实践领域的体现,实践理性以如何使存在合乎人的理想及人的合理需要为关切之点。在形式的层面,实践理性主要表现为正当性原则,其内涵在于合乎一定的价值原则或实践规范。在实质的层面,实践理性则表现为向善原则,其要义在于行动或实践过程合乎行动主体或实践主体的合理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同时意味着价值(善)在实质意义上的实现。行动与实践过程同时涉及手段与方式。就行动和实践过程中的手段、方式而言,实践理性又具体展开为有效原则,其内在的要求在于合乎实然(事实)与必然(存在的法则)。正当原则与向善原则主要从价值的形式之维与实质之维体现了理性与实践的关系,有效原则更多地从手段、方式、程序上展示了理性的实践形态。在以上视域中,行动和实践的理性品格,主要便表现为行动和实践过程本身合乎社会规范、体现合理需要、依乎存在法则。以求其善为总的指向,正当原则、向善原则、有效原则彼此相关,从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正当与善的交融、目的与方式的互动等方面展示了实践理性的具体内涵,并实际地统摄、引导着实践过程。     

西方实践哲学视阈下的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之省察

西方实践哲学的两大传统为辨明公共行政实践概念的实质与分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传统,培根的技术实践传统主张对科学理论的经验化、技术化、工具化的强调以及将实践视为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与结果,构成了分析现代性公共行政实践的哲学依据。基于此,可以将公共行政中技术理性和科学方法的极端应用称为公共行政实践的泛技术化。公共行政实践的泛技术化主要体现为技术理性与专业主义的结合,对象的分解、还原与简化,结构性控制与谋求稳定秩序,重视结果而非过程与价值,祛魅化甚至主体的消解,强调理性化程序,经济与效率的至上。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的后果将导致种种异化、实践主体缺席、道德缺失与合作受阻以及远离真实行政世界等问题。公共行政的实践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也应该是道德性的,需要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实践观。     

善的道德原则对于戒律规范的优先性——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

佛教伦理以善作为道德理论的根基,用以戒律为主体的外在形式建构其整个伦理规范体系。人们在遵循戒律的道德践行中不断证悟自身善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一切行动的依据原则。佛教伦理主张,主体在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应从善的本性出发,而内在善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正是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在具体的实践维度中,佛教伦理的适应融合与灵活变通进一步彰显出其思想学说的内在张力。     

什么是法律实践？

实践在中国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词,其含义也在被人们持续地争夺着,对法律实践的理解也有五种之多。从追求大一统概念的"实践理论"到分述复数行动的"实践分析",当是实践研究的出路。法律实践构成实践分析的重要对象之一,其全部使命是要解决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这是它与其他实践行动的最重要的区别。"依规行事"而又"做事成规"的特点使得法律实践是一种在应用规范中同时续造着规范的行动。     

对实践的批判性反思

任何一种理论要走向成熟都必须通过批判找到它的理论界限,任何一种理论当它被泛化时都需要通过批判彰显其理论的精神.以实践开启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根据亚里士多德范畴分类的方法,可以把事物分为实体、实体属性两类,由此可从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客体、实践与理论、实践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四个方面对实践进行反思.个体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始点和本源,集体实践、阶级实践最终都可归结于个体实践,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是实践的主体;理论和实践可以有相同的对象,在实践活动中人通过对象,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实践智慧与实践活动相互吁求,实践智慧指向本然的真,但理论理性却没能达到本然的真,由此导致了理论理性和实践智慧的对立;人是自然存在物和人是在世存在使人的实践存在不合理的可能性,而人的行为和意志的相反倾向性则使这一问题成为现实.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行动和成人之道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如何行动决定人有什么样的德性,而人的行动开始于对行动的选择。选择是实践理性的审思活动。由于实践理性的参与,行动是自愿和自我负责的,从而证明,人最终是自我成就的,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人自己决定。对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点-实践理性只是审思行动的手段,而不审思行动的目的,有着普遍的工具理性的误解。本文说明,实践理性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达到既定目的手段,而是和人的德性、情感、欲望一起,共同构建出具体情境下行动的目的并筹划达到目的的途径。实践智慧是人在行动中揭示真理的方式,它总是和情感一起出现。人的自我决定包括了行动和情感两个方面。     

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行政责任观述评

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是将现象学与公共行政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行政责任观强调个人责任和面对面的情境,认为通过面对面的情境中的互动可以考虑到民众面临的问题的特殊背景,因而这种互动的价值高于法律、制度等,公务员必须与民众展开真诚的互动。     

论作为伦理学范畴的实践

在西方伦理学乃至哲学中,实践都是一个边界清晰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指因我们的行动而成的事物,进一步地,又可将其分成以外在的善为目标的行动,以灵魂的善为目的的行动,只有后者才可以称为实践.与实践活动相对应的是实践理性,以区别于创制理性和理论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中德性与幸福是统一的.康德把质料哲学按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分成两种: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称为物理学,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称为伦理学.于是,康德便把实践严格限制在主体可以依照先天实践法则、靠着实践理性而必然行动的范围内,因实践行动是自明、自主、自觉的,因而是必须担负责任的行动.     

良知作为实践理智的另一进路

儒家关于实践理智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尽管不同,但具有相互可理解性.亚里士多德把心灵的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解说为明智,孔子与孟子则解释为"知"或"良知".在孔子的"知"与孟子的"良知"间有一种清晰的概念的联系."良知"是理解实践理智活动的另一种方式,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将明智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理智力量包含进来.作为对照,对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的明智的理解则不能把良知的概念包含进来.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它仅仅作为"理解"被提及,而没有发展成为"良知"或"良心"的知识的概念.     

实践法学的哲学思考

实践法学以实践哲学为基础追求一种实践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人们站在自身的生活的立场上理解、解释和构建法律制度。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视角下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具备实践智慧,而这种实践智慧为人们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实践法学也内在地包含了人学的视角,它期望人们在法律世界中能够实现人的目的性的生活。     

对实用主义转向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刘放桐认为,在语言转向被当作西方哲学现当代转向主导形态的背景下,美国实用主义的实践转向具有特殊地位。杜威去除了经验概念的旧形而上学意蕴,而将它与实践概念融合起来,杜威的哲学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存在某些相通之处。童世骏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看杜威的教育观,探讨了"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的问题,认为通过在不对称的两个主体之间再设置一个第三者的方法,可以克服主体间关系的不对称性。安乐哲认为,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两种传统对当代哲学话语的贡献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取代个人主义的方案,即儒学中基于关系构建的"仁",以及杜威的"个体性"概念。陈亚军则强调了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认为古典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对应的平行展开,现象学思路将在实用主义的未来发展中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从哈贝马斯交往论看杜威教育观引出的一个问题

刘放桐认为,在语言转向被当作西方哲学现当代转向主导形态的背景下,美国实用主义的实践转向具有特殊地位。杜威去除了经验概念的旧形而上学意蕴,而将它与实践概念融合起来,杜威的哲学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存在某些相通之处。童世骏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看杜威的教育观,探讨了"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的问题,认为通过在不对称的两个主体之间再设置一个第三者的方法,可以克服主体间关系的不对称性。安乐哲认为,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两种传统对当代哲学话语的贡献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取代个人主义的方案,即儒学中基于关系构建的"仁",以及杜威的"个体性"概念。陈亚军则强调了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认为古典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对应的平行展开,现象学思路将在实用主义的未来发展中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实用主义的现象学意蕴

刘放桐认为,在语言转向被当作西方哲学现当代转向主导形态的背景下,美国实用主义的实践转向具有特殊地位。杜威去除了经验概念的旧形而上学意蕴,而将它与实践概念融合起来,杜威的哲学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存在某些相通之处。童世骏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看杜威的教育观,探讨了"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的问题,认为通过在不对称的两个主体之间再设置一个第三者的方法,可以克服主体间关系的不对称性。安乐哲认为,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两种传统对当代哲学话语的贡献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取代个人主义的方案,即儒学中基于关系构建的"仁",以及杜威的"个体性"概念。陈亚军则强调了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认为古典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对应的平行展开,现象学思路将在实用主义的未来发展中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研究性学习呼唤教师的实践智慧

研究性学习与一般性学习相比具有更为复杂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综合性"、"不确定性"、"主观介入"和"选择性"等方面。研究性学习需要指导教师拥有实践智慧,而教师的实践智慧主要表现在"在实践中动态生存"、"无可言说的内隐性"、"操作主体的独特性"等方面。教师实践智慧的表征、作用与研究性学习的复杂性紧密相连,它们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对应关系,教师实践智慧直接为研究性学习服务。教师实践智慧的培养策略是"在实践中生成"、"在关注经验中积累"、"在优良制度和人文环境中发展"。     

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关于“成人”的对话

刘放桐认为,在语言转向被当作西方哲学现当代转向主导形态的背景下,美国实用主义的实践转向具有特殊地位。杜威去除了经验概念的旧形而上学意蕴,而将它与实践概念融合起来,杜威的哲学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存在某些相通之处。童世骏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看杜威的教育观,探讨了"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的问题,认为通过在不对称的两个主体之间再设置一个第三者的方法,可以克服主体间关系的不对称性。安乐哲认为,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两种传统对当代哲学话语的贡献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取代个人主义的方案,即儒学中基于关系构建的"仁",以及杜威的"个体性"概念。陈亚军则强调了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认为古典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对应的平行展开,现象学思路将在实用主义的未来发展中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论“与时俱进”的实践智慧本性——对“与时俱进”普遍思想方法价值的哲学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条件把它放置到实践智慧这一人类理智活动类型中,因而必须遵守实践智慧的普遍活动规律.实践智慧具有从特殊到特殊等不同于逻辑思维的活动方式,内在地要求把"与时俱进"作为思维法则,因此"与时俱进"具有实践智慧本性.教条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不当地在实践领域简单使用抽象逻辑思维的必然后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贯彻与时俱进这一思想方法,从而在实践智慧的光芒指引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论虚拟实践--一种社会实践范畴的反思

虚拟实践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实践方式,它超越了传统的现实性实践方式,具有能动性、现实性、双向对象化等实践的一般特性,同时又在"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中介与对立"、"选择与决定"、"实践与世界"等几对关系上体现出了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