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求“新”意识与晚清标“新”小说的肇端

晚清有一类特殊的小说现象——标＂新＂小说,其肇端实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这篇小说的诞生与梁氏长期以来的求＂新＂意识密切相关,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其理论中,也表现在实践上,是时代要求的反映,又推动了社会思潮的转变。《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酝酿已久,在小说变革接近临界点时刊发,是＂新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亦开启了标＂新＂小说的创作风潮,并对这类小说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析《琵琶记》明清聚讼所见戏曲观念

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对《琵琶记》的争论,发现从关注音律、曲词到关注结构、人物,在《琵琶记》评价上的这一变化反映出评价主体对戏曲文学由抒情性特征到叙事性特征的审美注意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和当时文坛叙事文学,尤其小说创作的繁荣息息相关;也反映出在众体兼备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文体的融合与碰撞中,戏曲理论逐渐走向成熟。     

《新小说》与中国近代传媒的启蒙话语权

近代小说的兴起与发展,昭示着一种新的话语权的形成。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是他启蒙民众、变革图强的政治需要。《新小说》用浅易的文言甚至白话刊行的小说、戏曲、歌谣等,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对小说传统观念的改变具有首倡之功,促成小说从＂小道＂变为＂大道＂,对晚清小说走向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同时,《新小说》占领舆论制高点,在中国近代传媒阵地有效开展救亡和启蒙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埋剑记》的侠义精神与江湖文化

沈璟《埋剑记》继承了唐代小说《吴保安》本事中的侠义精神,同时不拘泥于原有的故事框架进行了艺术创造。沈璟将吴地的豪侠事迹融入其戏曲传奇之中,这使戏曲情节增加了吴地的文化特征,也促进了其在吴江地区的传播。沈璟《埋剑记》的创作汲取了史传中豪侠的事迹以及咏侠诗的素材,使作品中充溢着坚贞不渝、重侠轻儒与移孝为忠的豪侠精神。同时,江湖文化与民间文化也对戏曲创作产生影响,使沈璟戏曲作品中的侠义精神具有新的时代文化内涵。     

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     

走向世界和走向自我：《新中国未来记》的叙事艺术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进行了大胆的叙事实验,包括对叙事时间、空间、视角的处理。《新中国未来记》中三维时间体的建构和时间流速的变化,显示出他在晚清变革浪潮中的思想困境和历史意识。小说中空间设定的焦点及散点背后也颇具文化意味,反映了近代都市的发展及近代文人“走出去”的世界意识。此外,小说有四层叙述者,多重隐身叙事者与现身叙事者并存,梁启超的自我主体性十分蓬勃,展现出对叙事的强大介入力,用以宣扬己见。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叙事策略的考察,可以从文本层面揭示梁启超文学正在努力摆脱传统叙事话语,走向世界文学领域的新特质。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语言的本初性特征

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语言风格不同于以往,他运用的是一种具有本初性特征的内部语言。作者介绍了内部语言和它在小说创作中的优势,以及它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运用。     

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启迪,以＂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外国小说家为榜样,亲自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其创作实践向国内小说家示范,又以＂小说界革命＂理论,导引越来越多的士加入小说家队伍。《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及其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都表明梁启超转型为一个近代知识人。作为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士大夫,梁启超身上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痕迹,这正是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发生转型时普遍存在的特征。     

梁启超小说中的惊人预言

1902年,梁启超创作并发表了“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这部小说中,梁启超惊人地预言清王朝将在1912年垮台,新的共和国将定都南京,新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将是一个叫“黄克强”的人。而且,他还预言世界将出现中文热,将在上海召开“世博会”……     

梁启超的惊人预言

正1898年12月23日,晚清立宪派的第一份宣传立宪的刊物《清议报》创办于日本横滨,主编为梁启超。《清议报》从第一期起,就开始连载梁启超翻译成中文的《佳人奇遇》,并引起了巨大反响。梁启超一时技痒,在1902年创作了一部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散文艺术研究概览——兼评《散文艺术论稿》

散文,作为与诗歌、戏剧、小说相对举的文体艺术,常见散论居多,尤其是散文作客谈及创作的篇什更多,而有关散文艺术专著的出版,还是近十年的光景。众所周知,林非《现代六十一家散文扎记》(1980年3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和《中国现代散文史稿》(198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问世,影响很大。第一,林非的研究从实践上和理论上为现代散文的成功树碑立传。鲁迅说过:“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     

《娇红记》的美学特征及文化探源

《娇红记》是元代艺术成就较高的文言小说。在元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娇红记》形成了两个突出的美学特征,即戏剧性审美和悲剧质性。元代特殊的文化政策及繁荣的戏曲文化孕育滋养了这两种美学特征的形成。     

晚清“新小说”之先声——读《清末时新小说集》

晚清新小说的起始,一直以来都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为开端,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主要阵地。对于小说社会价值的认定也是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据。《清末时新小说》的问世,为晚清新小说的起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拉开晚清新小说序幕的当是傅兰雅所倡导的《清末时新小说》。     

想像的风貌：论《新中国未来记》的现代性

1902年梁启超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对60年后未来民族国家的愿景展开了美好想像,想像的风貌通过小说这种在晚清刚刚由边缘走向核心文体地位的特殊叙事形式予以展现,又通过报刊这种早期现代大众传媒实现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语境,《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的民族国家的想像不但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表现,而且中国文学宏大的政治叙事的的起源,是文学史上永远无法再现的现代景观。     

从小说到戏曲:《红楼真梦》的文体转换与文化内涵

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的郭则澐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戏曲创作,先作《红楼真梦》小说,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行为和文体转换反映了作者对解读红楼故事的执著与自信;从人生态度和所处时代来看,其创作《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这两种文学样式本身,而是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就晚清以来的世道变迁与文化发展而言,这种道德忧患和文化忧虑并非多余,更不宜以落后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晏子春秋》文体辨正

关于《晏子春秋》的文体性质,古往今来主要有四类观点。《晏子春秋》创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萌芽期,其文体性质不是单一的。立足文本的具体特征考察,《晏子春秋》既有人物传记的记人属性,又有小说文体的虚构因素;既有诸子散文的思想性,又有叙事文学的故事性,是一部体制特殊的古典文学作品。     

论明清传奇戏曲的特殊文体“四节体”

明清传奇戏曲特殊文体的“四节体”,打破了一人一事的传统模式,将传奇情节分为若干节段,藉以完成传奇戏曲主题思想的阐述。这一特殊文体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时代推动与文体观念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寓言体”创作方式的改变、传奇杂剧文体之间的破体现象、传奇戏曲叙事模式的突破等。“四节体”的出现具有文体突破革新意义,丰富了传奇戏曲文体的风貌,但同时又是文人的自我游戏之作,体现出案头之曲的创作趋向。     

散文化的田园抒情诗——以《桥》为例浅析“废名风”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是京派前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独创性地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理论应用到了小说写作领域,将散文化写作与乡村题材、诗化语言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化诗体小说文体,对京派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促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文体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废名的代表作《桥》为例,从非情节化的散文诗式结构、归隐与禅心的静寂意境、简洁幽深的诗化语言三个方面对废名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

刘知几《史通》是一部史学名著 ,也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系统小说观念的学术著作。他以史学叙事原则规范小说、否定小说的独立文体地位 ,却在事实上促进了小说理论的发展。他将“偏记小说”分为 10类 ,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小说文体的精细辨析。他总结的小说文体弊端 ,说明了小说独立的文体特征。这些都在实际上为唐代小说的文体发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