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分类问题再探讨

从分析相关歧义结构入手 ,并结合确山方言 ,可把“了”分为三类 :了1 用在句中或句尾 ,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发生 ;了2 用于祈使句或条件从句句尾 ,表示希望或假设动作、变化发生 ;“了3”用于部分形容词谓语句的句尾 ,只表示肯定的语气 ,不表示动作或变化的发生。     

俄语“л”与汉语“了”的比较

本文细致比较了汉语的“了”与俄语的“л”的异同。指出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表示过去。也指出了汉语的“了”在体方面表示完成或变化,有时不表示过去时。     

商丘方言中的“了”

“了”在商丘方言中有三种变体。文章描写了这些“了”的意义和用法，并从体貌范畴详细探讨其间的区别和联系。比较它们功能和语义上的不同，可以帮助解决普通话中的一些歧义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普通话中的“了”。     

可能式“V得C”和“VC了”的文白层次

历史文献中的可能式“V得C”和“VC了”语义相同而语用价值有别,分属于文白两个不同的层次,反映了通语和方言口语中实际存在的两种说法。这两种可能式自产生后在南北方言中的发展脉络并不相同,二者并不存在先后替代的关系,今天部分北方方言二者并用是受语言之外的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并非语言系统内部因素发展的结果。     

长春话的话语标记“讲话了 ”

在长春及周边地区方言的日常口语中。话语标记“讲话了”的语义可分为三种类型：引进公认的道理,为自己所说的话增强说服力;委婉表达自己的不满,避免直接伤及对方面子;让听话人注意某一事实。“讲话了”还有几种不同的变体,位置灵活。话语标记“讲话了”应该是从完整小句“X讲话了”演变而来。     

赣语岳西话“V着（O）了”里“了”的性质及其参照作用——兼论唐五代“VO了”中的“了”

本文在介绍赣语岳西话时体标记的基础上,着重从复句或语段层面探讨岳西话句末“了”的性质和作用。岳西话句末“了”的表意功能可以概括为“凸A因,续B果”,“了”是因果复句中的后置关联助词。唐五代时期作为背景句的“VO了”,其“了”也有关联的性质,起“终A续B”的作用。近似后置关联助词,这是“了”从动词向时态助词虚化过程中的中间过渡状态。从复句或语段层面看,唐五代时期,“VO了”用作背景小句是多数情况,用作前景小旬是少数情况。当“VO了”充当前景句逐渐增多时,“了”就逐渐失去了关联功用．进一步虚化为单纯表示已然状态的时态助词。现代汉语的时态助词“了”,经历了“完成动词〉关联助词〉完成体标记”的语法化历程。     

试论四川方言的“V都Vp了”结构

本文讨论四川方言的"V都Vp了"结构的语法、语义、语用特点.四川方言的"V都Vp了"结构中的词语V多是述人动词,Vp可以是单音节动词,也可以是述宾短语、述补短语、兼语短语、连动短语、双宾结构等.其中"了"是有成句作用的"了2".从语义上看,此格式的语法意义是强调动作已经发生.从语用上看,通过对事实的强调,表达出说话人的某种情态,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性,口语性强.     

丹江方言体标记“在”及其来源

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体标记“在”由“在这（那）里”脱变而来,这在丹江方言中也得到了印证。丹江方言句尾体标记“在”是动词结构后“在里”的缩略,不是来源于表存在的动词“在”。动词短语后虚化的“在这（那）里”表示状态的持续,和动词前虚化的“在（这）那里”有相同的来源,都是相应位置的介宾结构语法化的结果。     

汉语方言“了”类标记的分化及其成因——以山东昌乐话为例

助词"了"在山东昌乐话中的对应形式有"溜、嗹、咯",其中"溜"与"了1"大致对应,能用在可能补语格式"V+C+溜"中;"咯、嗹"与"了2"大致对应,二者在表意和句类选择上分工不同,"咯"侧重对事态的客观陈述,"嗹"侧重表达对事态的强烈情感和确认态度。除了昌乐话,河南汝南和山东沂水、沂源、莱州等方言里"了2"对应形式也有两个,还有些方言"了1"的对应形式也出现分化。造成方言"了"类标记出现语音形式分化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某方言基于自身语法系统的需求,调节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对应关系趋向完善的内部动力,二是普通话和方言、方言和方言之间接触渗透带来的异语语法成分的存亡竞争。方言"了"类标记读音形式特别复杂,应重视方言语法系统的独立性,不能根据某一种方言的情况来判定普通话"了"的分合。     

基于语料库对“X都X了”的构式研究

“X都X了”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个表达形式，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构式”。基于语料库对“X都X了”这一构式的句法特点、意义及其前身进行研究，研究显示：“X都X了”中变项“X”多为单音节的动作动词、心理活动动词、趋向动词以及表示存在、变化、消失的动词。受构式中固定项“都”和“了”的影响，该构式具有“完成义”,同时根据具体语境还具有“劝勉”“强调”“感慨”“无所谓”等意义。与其前身构式“都X了”相比，两者之间在理性意义、色彩意义、变项“X”的选择方面存在较大不同。     

汉语口语审美范畴论析

“韵”、“势”、“味”、“趣”是汉语口语的四个审美范畴,它们涉及到了汉语口语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作为诉诸于人的感性形式的口语,其形式上的美肯定是占主要的,因而从口语审美的静态和微观表现上,取“韵”范畴作为代表；从口语审美的动态和宏观表现上,取“势”范畴作为代表.“韵”的基础上构成了更加富有整体性和节奏感的“势”；从口语审美的内涵上,取“味”范畴作为代表,“势”是“味”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汉语口语的内外结合上,用“趣”范畴来表达汉语口语与其他口语的区别.这四个范畴相互联系、共同依存,组成了认识汉语口语美学现象的网络上的纽结.     

“西学为用”之独重对“中学为用”的逼显——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

历史地看,西学东渐使得"体用"之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过"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学之体开出西学之用"和"西体中用"等多种主张。比较地看,这些主张均表现出对"西学为用"的独重和对"中学为用"的轻忽。哲学地看,"人己"、"人我"和"天人"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三大课题。面对这三大课题,对"中学为用"的呼唤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就"中学为用"的实质来看,依着儒家的基本理路,其主要脉络在"主体之门的开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体之门的开显"是化解上述三大课题的根本。     

“好不好”的固化及相关问题

现代汉语中的＂好不好＂分为＂好不好1＂＂好不好2＂和＂好不好3＂三种,三者之间存在演化关系。这个演化过程中＂好不好＂由句内成分变为句外成分,发生固化。同时,该结构的实义逐渐减弱,而主观性逐渐增强;整个结构从有疑而问变为无疑而问,最后发展为祈使标记。文章将＂好不好＂和＂好了吧＂＂ok＂等结构做了简单对比,指出它们大致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路径。     

“啊近代汉语后期语气词”与“呀”、“哇”、“哪”的关系——以《聊斋俚曲》为例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词”呀、哇、哪”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哇”、“哪”与“啊”的关系错综复杂。“呀”、“哪”在成为“啊”的变体前，均为独立的语气词，在被纳入“啊”的音变轨道过程中，它们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哇”与“啊”的关系相对简单，完全是适应“啊”的音变出现的新形式。“呀、哇、哪”成为“啊”语音变体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逐渐展开，清末大致完成。     

论“一分为三“相关联的辩证范畴

“一分为三”作为一个客观规律 ,其辩证范畴可分为 3类 1 2组。一是与事物存在状态相关的辩证范畴 :“左—中—右” ;“过分—适度—不及” ;“个别—特殊—普遍” ;“前进—静止—倒退”。二是与事物运动状态相关的辩证范畴 :“肯定—否定—肯定 (否定之否定 )” ;“量变—质变—量变” ;“矛盾斗争—协调统一—矛盾斗争” ;“起始阶段—中间阶段—终结阶段”。三是与事物相互作用相关的辩证范畴 :“正—反—和” ;“同一—交叉—并列” ;“认识主体—认识中介—认识客体” ;“决策—执行—监督”。     

"A了点儿"与"A点儿了"

能进入“A了点儿”与“A点儿了”结构体的形容词是受限制的。它们的小类制约并影响了“A了点儿”与“A点儿了”的语义。本文运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了解释 ,辨析了它们各自的用法及异同     

方位标“里”、“内”、“中”的历时考察

汉语方位标"里"、"内"、"中"的用法功能是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方位标"里"、"内"、"中"使用的纠结现象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历时演变特征;造成"×里"、"×内"、"×中"使用上纠结的原因,语体和文体的影响只是外在的因素,其内在的因素是受到了与人类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认知心理的影响.     

对“西门子现象”的法律思考——谈《劳动合同法》第22条的适用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为保护劳动者权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由培训费纠纷引起的"西门子现象"显得非常突出。作为解决这类纠纷的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22条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做到正确适用此条款裁判案件,必须对其中涉及的"培训","培训费用","服务期"等相关术语有准确的解读。     

孔子"礼""命""仁"概念及其意义

"礼"命"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仁"和"礼"之间是双向互含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命"是仁礼能否合一的关键.孔子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立足于仁,着眼于礼,礼是一种手段,仁礼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仁"礼"命"的关系影响了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     

人与环境——如何重新解读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理念

源于西方社会的"环境伦理革命",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理念。然而,中国传统哲学对"天人合一"的解读,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伦理学。所以,要尝试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环境伦理学,就必须给它以新的解读。文章通过对"天人是一"、"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三个命题的剖析,重新解读了中国哲学的这一核心理念,并论证了环境的价值、人对环境的道德责任和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从而初步确立了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