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的基本国策与孙权的战争谋略

汉末三国时期政局多变和烽烟四起的社会条件,造就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雄踞北方的曹操、蜀汉名相诸葛亮、东吴统帅周瑜等人,固然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剧烈的政治军事角逐的急流中,能统治江东达半个世纪的吴主孙权,亦堪称三国时代的俊杰。孙权在政治风云变幻中,能审时度势,坚持既定的国策方针;在云诡波谲的军事斗争中善于运用战争谋略,筹划有方,表现出高超的战争艺术。长期以来,东吴的基本国策多遭贬斥,孙权的军事才干及谋略则被忽视,史家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试对东吴的基本国策和孙权的战争谋略作一评析,以就正于方家。     

重评孙权的历史地位

过去治史者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曹操、刘备、诸葛亮都有很高的评价，惟独对创立吴国的孙权贬抑甚多。但核诸史实，孙权无论就个人德行及创立的历史功绩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都丝毫不逊于曹刘，有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可认定孙权为三国时期最突出的历史人物之一。     

论孙权的用人

孙权统事以后,所经历的几次重大战役,如赤壁大战、袭取荆州、夷陵大战以及平定交广等,都获得了胜利。因此,孙权不仅保住了江东,并且还扩充了许多领土。孙权所以能够这样,主要原因之一,在他善于用人。综观孙权的用人约有以下优点: 一、善于识别、培养和重用优秀人才。 在战争年代里,能够却敌拓土的自然是富有韬略的将帅。孙吴表现突出的将帅,较之魏、蜀二国,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号称“孙吴四英将”(洪迈:《容斋随笔》)。其中以周瑜最享盛名,他在孙策时已受到赏识和重用。周瑜同孙策一样,富有进取精神。孙策死后,孙权年轻继业,权母吴氏令权以兄事瑜。瑜“入作心膂,出为爪牙”。周瑜曾两次向权推荐鲁肃,第一次“荐肃才宜佐时”,第二次是瑜临死给权上疏言:“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但权之重用肃,不单是靠瑜介绍,他本人见到肃,对之也有深刻的赏识。《鲁肃传》     

益州战略与吴蜀关系

益州战略是孙权鼎足江东、图取天下的重要战略,也是刘备跨有荆益、谋取天下的基本战略.赤壁之战一结束,孙、刘均着手实施益州战略,围绕着略取益州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由于复杂的三国政治、军事、地理形势等因素的作用,孙吴基于国力与联盟的考虑,默许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但要求以取得荆州作为补偿,双方终于爆发了以形式为荆州之争而实质为益州之争延续的军事斗争.夷陵之战后,吴蜀立足现实,各自修正了立国方略,重新建立联盟关系,形成了新型益州战略.这一新型益州战略充满矛盾和统一,给吴蜀关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论孙权

孙权承继父兄之业,年未弱冠而有江南,封王称帝,为政50余年。他善于用人,尤多御将之能。善谋大局,两手对山越,能屈能伸对曹魏,最终以武力把刘备赶出荆州。善于施恩,文武大臣愿为其用,甘为其死;善于用威,不用鲠臣为相,不置长久性军帅,地方上实行军事统制制度。立法严峻,刑辟重切。拓疆土,开发经济,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晚年,政有多失。两次试图整顿吏治,皆因所用非人而失败。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孙权外交策略的失败

孙权在外交上采取了在魏、蜀之间摇摆不定的策略,在史学界受到了肯定的评价。事实上,东吴真正的盟友是蜀汉,真正的敌人是曹魏。孙权的外交策略,不分敌友,虽一时壮大了自己,却削弱了盟友,最终受损害的仍然是自己,因此,实质上是失败的。     

《三国演义》人才思想的历史启示

一人才是事业兴败的关键，这早已成为共识，并为世人所接受。早在三国时期人们对此就有较深刻的认识，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中，孙权继位后，向周瑜请教安东吴之计，周瑜答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矣”。这“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精辟地阐明了人才在战略中的关键性地位。烽火连天的三国历史更是有力的注脚。袁绍，出身于望族，门第显赫，讨董卓时曾被推为盟主，但由于他多谋无断，不听忠言，迫害人才，终致殒灭。诸葛亮在评论曹操胜袁绍时说：“非推天时，抑亦人谋”。而魏、蜀…     

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

自王夫之以来,人们多以为孙吴统治者为政不重法术,与曹魏、蜀汉不同。实际上,孙权出自寒门,在政治观念上崇尚法家学说,他最推崇的人物是曹操,“以力战为强,以独任为能”,而与儒学士大夫主张仁义德政的政治思想有异。为维护其生前身后的君主专制,孙权一再制造政治怨狱,对儒士代表人物进行残酷打击,造成了孙吴政治的动荡和混乱。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孙权攻陷皖城献疑

《三国志.吴主传》中有关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吴主孙权亲自带兵攻下汉魏重镇皖城和建安十四年（209年）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记载有误。孙氏占据皖城是从建安四年（199年）八月开始,孙策乘袁术署任的庐江太守刘勋不备,袭取了庐江郡治皖城。以后皖城一直为孙吴所占据,直至西晋咸宁四年（278年）方失守。因此,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提法也不能成立。《三国志》出现皖城陈述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对＂屯皖＂理解有误。不能把＂屯皖＂理解为军队驻扎在皖城,如果朱光占领了皖城及附近地区,这一地区就不应再叫庐江郡,因为汉魏已设置了一个庐江郡治寿春。这说明对皖城正确的理解应是在皖城地区屯垦。214年孙权所攻打的皖城,就是朱光南下军团的总部,这一地名和皖有一定的联系,逐渐被人淡忘,讹传为皖城。     

顾雍论--从一个侧面看江东大族与孙吴君权之关系

黄武四年(公元225),孙权排除阻力,以吴郡顾雍为丞相,这是孙吴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孙权此举,就其目的而言,意在推进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之所以选中顾雍,则在于其家族之门望和其本人之德行。顾雍为政,注意协调与孙权之关系,谨言慎行,比较内敛,但在原则性问题上则决不妥协,显现出儒学士大夫刚烈的一面。在重视家族传承的历史环境中,作为汉末孙吴时期吴郡顾氏的代表,顾雍老成持重、谦谨的作风,对其家族门风的形成影响甚著。     

孙权决计抗曹过程考——从《建康实录》、《资治通鉴》的有关描述说起

孙、刘联合在赤壁之战大败曹操,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但史料关于孙权决计抗曹过程的描述却有不同,《建康实录》将诸葛亮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资治通鉴》则以之为促使孙权决计抗曹的第一人。其实,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两说均存在一定错误。本文认为,孙权一开始态度就是明确、坚决的,只是由于他急于与群臣商讨对策,致使诸葛亮形成了孙权犹豫不决的错觉     

被忽略的三国女性

在《三国演义》的情节中是有女性活动的痕迹的，虽然几乎都不是她们自主的、独立的选择的活动。这里着墨较多的有貂蝉，孙权之妹孙夫人，刘表之妻蔡夫，以及孙权之母吴国太，益获之妻祝融夫人；此外，还提到刘备之妻甘糜二夫人及在汉中续娶的刘璋之媳，周瑜之妻小乔及其姊大乔，曹丕所纳甄氏，还有徐庶之母、董贵妃、伏皇后等。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分析这些女性的活动，探究她们存在的实质。在三国的众多女性中，貂蝉最为评论者所关注。貂蝉具有这样的特点，首先是年轻貌美，“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其次是聪明机智，这在她与董卓、吕布的周旋…     

比较:罗本《三国》和毛本《三国》

《三国志通俗演义》为罗贯中所著,但绝大多数读者阅读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修改过的《三国演义》。这两部《三国演义》虽然内容基本上相同,但文字上却有很多不一样。毛本《三国》与罗本《三国》究竟有哪些不同?毛本《三国》何以取代了罗本《三国》?对于这两个问题,今人研究的很少。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 首先是历史观的不同。罗本《三国》的历史观先进于毛本《三国》的历史观。 毛本《三国》一开始就增加了这么一段:“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亡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     

改革失衡与三国倾斜

魏、蜀、吴三国,终被代魏而起的西晋统一,结束了七十余年的鼎立局面。其原因众方家多有论列,但从改革史角度论说尚属鲜见,本文仅就此作一粗略的探究。三国的地理位置和各种立国条件并不均衡,蜀、吴同魏不可相比。然而,在大一统的东汉王朝之后,这三国各据一方,竟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谁都想吃掉对方,而都没有得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国国主曹操、刘备(实际是诸葛亮)、孙权均是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各根据自己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在经济、政治、外交诸方面,进行了切实而富有成效的改革。一这些改革对发展各自优势,克服劣势,增强抗衡实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     

“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小议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是明季政治舞台上一位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即位于南京,迄至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八日清兵攻陷南京,整整当了一年偏安江左的皇帝,即沦为亡国之君。继而,又整整当了一年清廷的阶下囚。于次年(1646年)五月,被杀于北京宣武门。     

孟浩然入京与下江东问题辨说

在孟浩然的生平中,入京与下江东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外事活动,因之研究者特多,以致使其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研究结果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竟哪一种说法较为真实可靠呢?笔者对各家持以立论的全部材料进行综合考察,对争论不休的这两个问题予以重新讨论,认为孟浩然一生入京两次,其下江东游吴越则为三次,而且每次的具体时间和行程路线需重新订正。     

汉季江东扬州始置时间考疑

汉季江东扬州系孙氏政权的立国根本和核心区域,但是关涉江东扬州始建时间的基础史籍与既有成果却间有舛讹.本文在逐次考辨相关史籍与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汉季江东扬州应建于建安十四年至建安二十六年间,并进一步认为"叛服靡常,分合无定"的军政形势,"史无其文"、"文献凋敞"的史籍状况是造成江东扬州始置时间不明的重要原因,也是研治汉季三国政区地理的难处所在.     

服从还是不服从?——孟子论人臣的政治义务

从孟子有关不召之臣的论述来看,不存在一个普遍统一的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要视乎臣的身份(仕还是未仕)以及具体情境(是服君主之役还是君主想见他问道)而定。在臣对君的政治义务问题上,孟子持一种区别主义的立场。孟子的这种区别主义立场与儒家的礼所体现的区别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孟子所理解的人臣伦理其实也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伦理。根据契约精神,当人臣不能成功地展开工作(所谓不得其职),或者当君主不需要人臣的工作(比如言官之言不被采用),有尊严的人臣就应当也有权单方面终止契约——致仕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