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     

在广东历史学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的座谈会上刘节先生的历史观点受到了进一步批判

10月5日,广东历史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談会,討論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刘节先生在会上作了多次的发言,反复地說明自己的論点,对其某些重要論点,作了补充和发揮。参加座談的同志,就刘节先生近两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出的錯誤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特别是刘节先生在会上的发言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問題进行了分析批判。刘节先生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刘节先生說:我的“天人合一”說,是要以人来統一,而不是以天来統一,也就是以人来掌握自然规律。人掌握自然规律必須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如心理学的自然规律,这是主观方面的;一是如物理学的     

刘节先生人性论的实质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談人性的思想家很多,众說紛紜,爭論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人性看成是先天的、抽象的本质。无論主张性善、性恶或性善恶混的,都把人性說成是超然存在、与社会关系沒有联系的东西。可見他們的人性論是唯心主义的,他們的爭論是形而上学的。其次,他們还把人性的善恶标准絕对化,不以为人性善恶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而且在同一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阶級地位的人,其善恶标准也根本不同。这些思想家所謂善恶的标准,都沒有超出維护剝削制度的需要,如把仁义礼智之类的封建道德作为善,把反对这种封建道德当作恶。因此,他們的爭論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当时的統治阶級效力。     

基佐的历史观批判

法国复辟王朝时期(1815-1830年)产生一个独特的史学派別,这个派別之所以兴起于这个时期,兴起于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和拿破侖战爭之后,其緣故在于:法国革命这一巨大事变首先成为爭論的中心問題。在理論上否定或肯定革命,意味着要在政治上消灭或捍卫革命的成果。极端派王党把革命說成是个別人物某种罪恶阴謀的結果,是堕落的社会里一种造孽的激情,是反对上帝的暴动。总之,革命不过是一次脫离历史常軌的偶然的不幸事件。斗爭的任务要求資产阶級反对派論証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刘节先生的治史态度和方法

刘节先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先秦史专家。他的学识渊博,对于中国古代的考据学、历史学包括思想史和史学史都有研究。尤其对考证先秦古史问题和诸子的学术思想,取得较多的成就。他毕生研治史学,态度严肃认真,研究方法也有可供后学借鉴之处。由于刘先生已经去世,我们对他的整个学术造诣又了解不深,本文只是作一简单介绍,如有误解之处,望读者和熟悉刘先生史学思想的前辈专家不吝教正。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说”

近年来刘节先生连续发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孔子的唯仁论”、“谈史料学和史学史”、“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等几箱论文,曾经引起全国各地历史学者的批评。刘节先生对于这些批评和意见没有严肃认真的考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刘节先生的人性论,超阶级观点,已有不少文章作了评论,本文仅就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说”进行剖析,因为这是刘节先生的历史观。刘节先生早年在《古史辨》第五册的序文     

本雅明的自然历史观与世界历史观批判及神圣历史观建构

本雅明将以往的历史观分为依赖于时间线索的自然历史观,以及依赖于逻辑链条的世界历史观。针对这二者的理论局限,他提出了以语言学为方法的神圣历史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神圣历史以其独特的结构性特征使历史意义得到不断生成和发展,而通过对上帝神圣语言的继承,人类便能够借助于一种客观阐释而获得解放的可能。     

对刘节先生“天人合一”说的异议

读了《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刘节先生的論文“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我有几点感想,提出来向刘先生请教。我觉得刘先生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是进行了一番有独创性的研究的,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和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教益和启发。但总的说来,我是不同意刘先生論文的基本观点的。     

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

“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一文,从胡适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庸俗进化论等方面揭露了胡适派唯心论历史观的本质。     

评刘节先生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研究上的重要的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已經引起了国內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討論。刘节先生的主要論点是:“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納出来的抽象名詞。”“当时用孝、悌、忠、恕說‘仁’,我們现在就要用阶級友爱等等方面說‘仁’,其为‘仁’一也。”如果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二元论历史观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二元论历史观批判是其形成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贯穿在马克思对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相关论点的批判之中.作为这一批判的理论结晶,社会实践观应当成为我们整体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品格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起点.这应当成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前提.     

彻底批判孔丘复古倒退的历史观

一切反动派都是复古倒退的顽固派,孔丘就是一个鼓吹复古倒退的祖师爷。他宣扬“历史不变”论,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思想,鼓吹复古倒退,极力为复辟西周奴隶制制造舆论。叛徒、卖国贼林彪,吹捧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孔丘的历史观,是他“克已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历史观,对于我     

刘节先生的历史研究是为誰服务的?

我们主张历史研究要古为今用,刘节先生也大談历史研究要古为今用,看起来似乎沒有什么不同,其实却是根本对立的。我們主张古为今用,是要坚持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的原則,而刘节先生大談古为今用,只不过是歪曲历史,借古非今,企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柳耀福，张维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是其人本学的重要内容，它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费尔巴哈这种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有一个从肯定、接受到否定、批判的转变过程。其中...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历史意识的迷津：后现代历史观批判

后现代历史观以直观的形式呈现了这一时代历史意识的危机。后现代哲学试图通过颠覆牛顿时间观从而破解主体主义历史观，但牛顿的时间观并没有直接支撑起历史主体性。后现代哲学颠覆历史意识的策略一方面是使时间非价值化，另一方面又赋予“现在”以时间永恒性乃至超越时间的延宕性，使之替换或取消“历史”及“未来”，但“现在”的自我迷恋恰恰遮蔽了正待历史性生成的人的历史。后现代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思想并没有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困境。     

湖北省历史学会集会批判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

湖北省历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专业组,最近举行集会批判了周谷城《中国通史》中的反动史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一九五五年修订重版时,作了某些修改,但基本观点原封未动,仍有非常严重的毒素。现将会上揭露和批判的几个主要问題,报导如下: (一)周谷城坚持与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观相对抗。周著旧版《中国通史》公开以“历史完形论”的反动史观,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爭学说;修订版《中国通史》仍用伪装和隐瞞的手法,在导论中以“历史的完整统一”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史观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有文字可考的全部     

批判王斌的错误医学思想

我国医学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内容和宝贵的监床经验,它在我国历代人民的生存繁殖和与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继承和发挥祖国这份宝贵的药学遗产,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一项十分光荣而重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