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Buzu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uaxia Nation

民族可以划分为“古代民族”与“近代民族”两种类型,古代华夏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两个发展阶段。夏、商、西周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在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作为“自在民族”的华夏族之所以能够在夏商时期出现,是因为夏商王朝具有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王朝国家框架内能够容纳众多部族。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则属于华夏民族的滥觞期,这一时期经过族邦联盟,众多的部族国家最后走向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     

秦都城研究琐议

秦都城是秦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史、都城史，秦都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是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典型性。既有对以前都城的继承，又进行改造，不断发展，并形成自己的都城体系。秦从襄公开始建国到秦灭亡共有近６００ 年的历史，它贯穿西周、东周、秦代三个时期，而东周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转变时期， 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破旧立新， 必然反映到都城建设中来， 因而在都城规划建设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 按实际要求进行建设，“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１ 〕，摒弃了奴隶社会时期“筑城以卫君”的规划模式，而实行“城，以盛民也”的新的筑城思想，变政治堡垒的奴隶制都城而为既是政治中心、又为经济中心的新都城，都城中除了统治阶级起居的宫殿以外， 还有手工业作坊、商业市场等，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建立起来，都城和“市”的关系日益密切。秦的都城的发展正经历了从继承到变革的阶段， 因此， 只有认真研究秦的都城， 才能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的都城演变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明法去私"、"刑无等级"、"一断於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尽管法家的"法治"学说因推崇法家严刑峻法的秦王朝暴政而受到后世诟病,但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秦汉之后,作为儒家"德治"学说的补充,在德主刑辅系统理论中,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法治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以史为鉴,构建现代法治中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

唐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律令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一书,是综合分析中国古代律令的一个尝试.其中堀敏一的《中国律令法典的形成》一文,概括了中国律令的形成过程(从刑鼎到唐律令),归纳了研究中的焦点;菊池英夫的《关于律令法系特殊性质的形成过程》,是中国法基本原理(礼、刑、兵)形成的理论概说;池田雄一的《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罪刑法定化的动向及     

试析战国后期巴蜀经济发展的原因

战国后期 ,巴蜀是秦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秦统一六国建立强盛的秦王朝的斗争中 ,巴蜀经济显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秦政府对巴蜀的改革及都江堰的修建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巴蜀在战国末期经济发展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论近代英国的经济革命

英国是第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其市场经济制度，是在没有任何样板和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从传统经济中发育出来的，就它的发展过程来讲，完全是一种自然过渡或进化，但就其生产关系变更的性质来讲，却是一场革命。本文认为，英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几个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经过量变到质变、萌发到革命的过程，最后在19世纪中期完成了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本文试图从经济史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和探讨。一、产权革命和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在古代罗马曾发展到一个顶峰…     

中国史学上的早期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先秦文献中保存着有关古代民族的活动及民族之间交往的记录,也保存着当时人们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史学家对民族和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不仅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著作,而且把古代的民族观念发展到新的阶段.     

伊尹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

伊尹处于夏商易代之际,处于文化转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有文字传世以来的第一代文化人,他出身于巫史,并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身份,辅佐成汤推翻夏王朝,他的国家学说、君主学说及其建立的文物典章制度,为殷王朝成为具有东方亚洲特点的奴隶制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伊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文化人多重身份的特点,反映了中国文明史开端时期的某些鲜明特点.     

中国——过去与现在

我把中国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221年以前,这是中国典型的封建制度时期。第二个时期从公元前221年至1840年,这是王朝兴衰、走向统一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840年到1949年。这是个混乱     

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社会转型的动因分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西南地区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它历经500余年完成了从酋邦众多、部族林立到统一。从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到封建制社会形态的转型,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它使西南地区从此彻底纳入中国版图,融入汉文明之中,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完成了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国家政治、铁器和移民是最重要的因素。     

土耳其的教育政策

要了解土耳其今天存在的教育问题,必须上溯到凯末尔主义的改革时期。M.凯末尔在改造土耳其社会的计划中,给学校规定了重要地位:学校在国家的监督下向每一个人提供的教育应该是非宗教的、现代化的和清除了奥斯曼王朝时期经院式糟粕的;学校应该向土耳其人传授西方的技术和思考方式。凯末尔还认为,教育要为另一个目的服务:应该有助于在新土耳其国家的公民中建立起一种共同意识,即年轻共和国的统一。     

贞节、个性与才干:论清朝入关后满族妇女的变化和特点

在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中,满族在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历时最久,影响也最大.从明代女真兴起于辽东,到清朝入关建立起全国性政权,满族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满族固有的婚姻制度与习俗,以及与妇女相关的文化、观念,也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是一个与汉族儒家传统的婚姻、习俗从冲突到并存、再到某种程度上相融的过程.将这一历史过程补充到对满族和清朝历史的研究当中,或许会加深对这个民族和它建立的王朝的理解,甚至会对这段历史产生一些新的认识与感受.本文主要讨论几个问题,一是概括叙述满族妇女进入汉地后经历的变化.二是讨论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三是探讨满族妇女还保留了多少自己的特点.     

辩证看待“六十年”

社会主义中国六十年,初步建成＂小康社会＂,成功渡过＂制度效用期＂,是一个伟大成功。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时间上看中国还只是一个新国家,因为六十年仅是中国历史上9个古代王朝延续时间的1/6弱,是当今世界4个列强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建国后延续时间的1/4强;从经济地位上看,现在还不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辩证看待＂六十年＂。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两宋赋述略

自赵匡胤陈桥兵变、伐北周自立而建立宋王朝起（９６０）,至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统一中国止（１２７９）,前后将近３２０年的时间,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混乱的历史时期。这时期,封建王朝交错递变,民族矛盾非常复杂,阶级矛盾也甚为激烈。除了宋王朝自身由北宋递变为南宋之外,还有北宋与西夏、辽,南宋与西夏、金的分裂与对峙,直到元蒙建国后,才出现了祖国大统一的局面。由于各个王朝都各自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政治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和思想文化政策,再加上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古代文明与“卡里斯玛”——M·韦伯眼里的古代社会

“卡里斯玛”是Ｍ·韦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种特殊的、在并非人人都可企及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超凡”的个人品质。卡里斯玛是提供超越日常生活需求之外的一切要求的基础，这一点在越是远古时代，反映就越明显。因而，文明发展从某种角度来看，恰恰是卡里斯玛“超越精神”逐渐被世俗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要求所排斥的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古代文明有关方面的比较，来说明两种文化在“超越精神”方面的差异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作者认为，如果说中国古代自秦统一后出现的官僚帝国形态，抑制了中国文化中“超越精神”成分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没能产生象新教伦理那样的诱发资本主义的精神驱动力成分的发展，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在驱逐了它的宗教背景之后，同样陷入了一个官僚统治的、敌视卡里斯玛、消解一切“超越精神”的文明发展的困境。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时代命运     

秦汉的统一与罗马的征服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反映了中西古代文明从小邦至地域性国家再至帝国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汉帝国在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境内众多的民族和地区统一起来。罗马帝国则主要采用征服的手段进行统治。统一与征服表现出中西古代帝国内部结构上的重大区别。这一区别在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就有充分的反映。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西历史文化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鲜明的、颇具特色的统一性,而这一特点是古代西方文明所没有的。     

从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看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

从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看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邵洪兴纵观中国封建时代整个农民战争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以北宋为界限，明显地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北宋以后，农民战争在王朝经济恢复阶段即可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而且参加起义的已不只是农民、流民等，其成分也包括不直接从事...     

认识中国历史疆域的新思路——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评介

<正>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疆域问题,人们存在着不同认识。有人主张"以当时各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范围"1,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2,有人主张以历史上的秦、两汉、隋、唐、元、明、清统一王朝的疆域为"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主要标志"3,有人主张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