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和中国农村的婚姻家庭变化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和农村家庭经济生活的显著变化,植根于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村婚姻家庭必然地大受影响农村青年的婚姻缔结方式和决定权趋于多元化;家庭功能中生产、消费、精神生活等功能不断增强,生育功能逐渐减弱;家庭结构由繁到减,家庭规模由大至小;家庭关系民主平等气氛加强,家族观念日渐淡化。重视和研究这种变化将会有力地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汉代简牍中所见私人书札及簿籍

私文书是家庭或家族在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家庭或家族成员活动内容的文字信息。其特点是家庭或家族成员以私人身份形成的,仅代表个人;出于家庭或家族成员私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仅为家庭或家族成员服务;反映了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意志和活动;由家庭或家族保管。汉代简牍中的私人信件、名谒文书、私人志记和私人簿籍等,即是在汉代家庭或家族里出于个人需要而形成的、且反映并代表私人的意志和活动、由家庭或家族私自保管的文字信息。它是研究家庭或家族与社会发展变化的极好资料。     

逊氏家族人口的个案研究

逊氏家族自湖广移民入川以来的二百余年间 ,人口发展因经济落后速度较为缓慢 ,年龄构成为过渡型人口 ,社会负担系数较高 ;行业、职业构成已由单一性趋向多样性 ,正在摆脱传统农业经济的约束 ,家庭规模缩小 ,家庭生命期延长 ,家族总人口数趋向递减。逊氏家族人口个案调查 ,视点新颖 ,运用实证性的方法 ,勾画出“湖广填四川”二百余年来四川人口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当代农村青年村内通婚现象调查

村内通婚大量存在于闭塞落后的贫困山区、边疆少数民族集居区和远海岛屿居民区,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也占到30%以上的比例。对豫南F村村内通婚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村内通婚主要由于受农村姓氏文化、乡土社会、小家庭、打工潮、小生产、村庄经济和交通条件、文化教育水平、现有土地政策等的影响。村内通婚现象有利有弊",利"在于能够巩固建立在近地缘、近人缘之上的婚姻关系,加强亲缘网络中社会成员的团结,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弥补农村社会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不足,促进家庭家族之间的扶贫济困与赈灾救灾;其"弊"在于助长家族宗族势力,降低农村人口素质,并对人际关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宋代的家塾

家塾，也称馆塾、家馆或馆，是两宋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家塾，主要在中上层家庭或家族中设置。依据家世和经济背景，有三类家庭或家族常设置家塾。家塾的具体位置，一般是在家族居所及附近，或与之有隶属关系的僧寺。家塾日常运营的经费，绝大部分由本家族自己提供。家族经商、田租的收入，建家塾者的俸禄，本族兄弟的赞助等，都是家墪惯常的经济来源。根据家塾规模和所属家庭、家族的特色，其管理各不相同。作为家庭和家族的私学，宋代家塾的所有权特色明显。     

支持哈尼梯田存续千年的家庭经济模式

家庭的经济功能是其他各种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的基础.文章通过对哈尼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家庭经济的分析,指出在传统哈尼族社会中,家庭的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下,农户家庭通过多样性的生计,尽量提高农业生产的产出价值;同时,通过家庭内部和家庭间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维持了社会经济的自我运行.农业经济的维持是哈尼梯田系统的景观结构与民族社会存续千年的根本保障.在自然与社会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哈尼梯田作为遗产应当更为强调其传统意义上经济模式和文化体系的保护、维持与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村家族文化及其功能——基于陇东农村的调查

文化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家族是村落的主体结构，而家族文化则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记载和传承，分析研究家族文化的功能及变迁，对于弘扬家族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促进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分中有合: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

中国的分家制度蕴涵了"合"的机制,即"分中有合"。分裂的小家庭合并之后的形式在传统时代表现为实体形态的宗族;在当代农村则表现为实践形态的家庭网络,本文称之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我们可以从家庭的文化礼仪活动、家庭经济活动和家庭建设活动这三大家庭实践活动中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庭网络的内涵和外延。传统社会的宗族是血缘偏重的父系家族,而当代农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则扩展为血缘、姻缘并重的泛化家族,姻亲在家庭网络中地位的急剧上升与分家习俗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不过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所涵括的父系血亲范围则急剧缩小,一般是从该家庭沿父系的血缘关系向外推三代,即近亲-本家的概念。     

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及其心理认同

村落是人类进入到原始农业社会时代才开始出现的,有了农业的产生,人们的生产生活才开始稳定下来。在这基础上人类社会逐渐出现以家庭为主的生产单位,有了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家庭就形成了村落。有的村落历史可达千年之久,其文化传承、社会结构等俨然如一个小王国。其特殊的传统社会结构在村落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并且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又促进了社会成员心理认同的形成。传统村落不仅具有历史研究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     

中日家族文化浅析

<正> 家族是在家庭基础上形成的一群有亲属关系的人所组成的血缘共同体,它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系统.家族文化是社会大文化在家族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包括家族的血缘观、继承观念、人伦关系、家族意识、祖先崇拜等.家族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的直接反映,不同的大文化会有着不同的家族文化.既使在同一文化圈内,由于各自不同的特色,家族文化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家族文化的形成与家族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家族的消失却并不会导致家族     

在政府规模膨胀中中国如何损失了效率

构建了一个政府规模传导和作用于社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基于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中的实际效应,并对其最优膨胀速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均衡和最优化条件下,政府规模的增长将能够正向地促进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中国政府规模的膨胀由于超过了其最优增长速度,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目标下,政府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在年份间保持一种大致稳定规模是最优和有效的。文章政策含义在于,政府规模增长应保持在一个合理、渐进的路径上,盲目、非渐进的政府规模膨胀势必导致生产效率损失。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收支规模增长速度大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可持续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需要引起社会关注和反思。     

社会转型期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社会保险抑或家庭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性社会养老保险成为构建中国农村养老体系的核心议题,但20多年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目前尚未实现预期目标。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对家庭养老功能带来双重影响,表现出结构性特征。与社会养老相比,家庭养老的低成本、精准化等特征使其在经济扶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仍具优势。在目前甚至较长期的社会转型期,家庭养老应当成为我国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构建政府支持的家庭支持计划对于稳定、拓展家庭养老功能不可或缺,而社会养老保险值得长期建立。     

论农业产业化与农业规模经济

在家庭承包制和农户经济的基础上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现实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带来农业规模效益 :通过合理组织、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生产带来农户和共同体内部规模经济 ;通过行业联系带来行业规模经济 ;通过区域集聚带来区域规模经济。农业产业化推动经营规模化发展的条件和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具备原料生产和供应的优势 ;培育具备一定技术水平、生产规模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 ;具备完善的企业化组织管理制度     

广东省家庭户分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家庭户规模变化的规律,对如何组织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广东省家庭户规模及世代构成变化,影响家庭户规模变化的因素,家庭户规模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中国传统家文化下的财产继承

中国传统家文化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特别注重家庭及家族延续,而家庭财产为完成该使命的物质基础,"共财"是中国古代家庭财产的一项普遍的原则.中国在以伦理代替宗法的漫长传统社会中,家庭财产的继承在家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特色:分家(诸子均分)为财产继承的主要形式;财产继承承载着赡养、抚养及保证家庭门户的延续等功能,严格限制在家庭伦理范围内,防范在无子情况下通过财产继承使家庭和家族财产流失等.     

现代工业社会的家庭功能

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家庭已失去它的许多功能。诸如商店、政党、学校和社会福利组织这样一些机构现在分别承担了过去由家庭履行的一些功能。帕森斯论证说,“从‘宏观上’说”,家庭已经变得“几乎完全没有功能了。家庭本身,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再承担经济生产活动;它不再是政治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单位;它不再是较大社会整合中的主要直接机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国当前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探讨

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过小的生产规模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农地股份合作制适应我国农业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大生产的要求,有利于向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同时由于它和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经营方式的一致,使得两种制度模式之间能够实现较好的衔接。在逐步实行农地股份制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家庭农场的纵向协作模式选择

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纵向协作,有利于实现彼此利益和功能的互补。以湖北省家庭农场为调查对象,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家庭农场纵向协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对不同纵向协作模式的选择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劳动力投入规模对家庭农场选择合作社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风险偏好对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劳动力投入规模、农产品生产认证情况对家庭农场选择纵向一体化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建议对依托家庭农场发展起来的各类纵向协作的组织形式都应该包容发展。     

家族变迁和中国家族企业的再思考——以浙江万氏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族企业在中国再度兴起。总体来说,社会科学家将中国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现象来对待。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中国文化与家族通常被当作一个自变量。家族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其边界由家族成员不断地协商而形成和变化。基于在中国浙江的一家家族企业的民族志研究,发现：随着家庭与宗族制度的变迁,一种新型的家族企业正在中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