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到新式学堂到报人作家——以卢天白、尤墨君为例看民初文学的“通俗化”

在“新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旧派”通俗文学曾一度成为清末民初文坛的“市场主流”.“旧派”文坛最大限度地接纳了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为大部分失去举业的“士人”提供了暂时的出路与“表达途径”,其中也包括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预备”留学人士,如卢天白和尤墨君等.他们没有像“留学生”那样成为了“新派”,也没有凭借在新式学堂的教育而增进“创作力”,反而和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靠着“旧学”根底谋得了“撰稿者”的身份,并与庞大的“旧式文人”撰稿群体一起促成了“旧派”文学的兴盛,“塑造”了民初文学的“通俗化”倾向.     

从《敦煌变文集》“V＋（X）＋了”中的“V”的产生看“了1”“了2”的产生

“了1”的形成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从“V＋了”后添宾,从“V＋O＋了”前移,“V＋O＋了”中“了”的句法位置,相关句法结构的影响等都可能导致“了”的虚化。考察《敦煌变文集》中的“V＋（x）＋了”,其中的“V”的不同类型影响到了．的产生方式。在吴福祥（1998）的分类基础上,我们认为还应该考虑动词的及物性,“了”首先是在“Vi瞬间＋了”组合中发生虚化的。“了,”“了：”都是从表“终了、完结”义的动词“了”发展而来,但从事态助词“了。”到“了：”的演变过程和“了。”的功能研究还有待深入。     

列维纳斯面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当代哲学关于“存在论”的争论

列维纳斯是当代法国急进的“异”类哲学的精神之父,向“存在伦”提出挑战的代表性哲学家。他颠覆了传统的“存在论-知识论”,“开创”了一个“异域”,即“价值”、“伦理”和“宗教”的“领域”,强调伦理学才是形而上学。不是“存在”“包容”了“他者”,而是“他者”“包容”了“存在”,“存在”“包容不下”-“包容不了”“他者”,“他者”“不在”“存在”之内,而在“存在”之外。“他者”“大于-强于”“存在”。伦理学问题得到了哲学上大幅度的提升。他不是完全否定“存在论”,而是把“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伦理学”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将“存在论-真理论”置于“价值论-伦理学”的“制约”之下。“哲学”研究、思考的“问题”,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科学,它不以日常经验之物为“对象”,但绝不是没有“对象”;“哲学”的“问题”常常不能完全“概念化”为一个“论题”,但绝非毫无“主题”。“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以“存在”为研究“主题”,仍以“存在”为思考“对象”,只是这个“存在”作为“对象”,并非完全在“客体”意义上来理解,而仍是一个“主题-主体”,该存在不仅展示为一物,展示为一“属性”,而且展示为一种“意义”,一句话,作为哲学“主题-对象”的不是“诸存在者”,而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自由的”“存在”。     

再论“了2”不是语气词

现代汉语语法学界一般将语法成分“了”分为动态助词“了1”和语气词“了2”.本文认为“了2”应该再分为“了2”和“了3”,带“了 2”的语言片段能被更大的语言片段包容,“了2”不是语气词;“了3”是“了2”和另一个语气词的合音.     

评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矛盾的“显”、“隐”与“被证”

本文在澄清“矛盾”、“自涉”、“意义”、“禁止”诸概念基础上 ,评析了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 ,指出了皮亚斯观点的“灼见”与“不足” ;刻意分辨了“仅是矛盾”与“矛盾被证” ,指出“强化谎者”悖论之根源在于“复合命题”谬误     

《周易》"时""位"观与中华人格

《周易》提出了“时”“位”两个重要观念。“时”与“位”有区别也有联系 ,两者都与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紧密相连 ,是“道”之“时”、“道”之“位”。儒家、道家和禅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 ,对这种“道”之“时”“位”观作出了回应 ,生成了各具特色的“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和“超越人格”。三者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中华人格。     

“替补”与“间隔”——从德里达“文字学”视域看汉字的哲学内涵

德里达的“文字学”对深入理解汉字有着启示性的作用。他视“文字”为“痕迹”,为“在场/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而“替补”与“间隔”构成了“痕迹”的双重运作。“替补”体现的是瓦解“在场”自身同一性的“延迟”运动,而“间隔”则体现了“时间生成空间”的差异化运动,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从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可以看到,在汉字的结构演变中,“緟益”体现了“替补的逻辑”,而汉字的书体演变则是敞开了原初综合的异质性空间。     

《红楼梦》对中国小说“传奇”精神的拓展

本文认为,无论是从创作方法的“虚构性”、创作动机的“审美性”、还是创作主题的“言情性”来看,《红楼梦》都是一部具有浓厚的“传奇”风韵的小说作品。其中就“虚构性”而言,它实现了“幻”与“真”的互动;就“审美性”而言,它实现了由“趣”到“味”的提升;就“言情性”而言,它实现了由“爱情”到“人情”的深化。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谈墨子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

平民出身的墨翟,从“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出发,提出通过教育培养“兼士”“贤士”,达到“兴利除害”的目的;提出了“素丝说”的人性假设;明确了“厚乎德性”“博乎道术”的人才标准;强调了重实用、轻文饰,重自然科学、轻“礼”“乐”之教的内容体系。     

清水江流域分家文书所体现的哲学观

分家析产是清水江流域村民的重要事务之一.村民分家用“富”“贵”或“富”“贵”“荣”“华”作为二人或四人分家时的财产序号,体现了富贵观;用“忠”“孝”作为二人分家时的财产序号,体现了忠孝观;用“天”“地”“人”来命名财产序号,体现了和谐观;用“仁”“义”“礼”“智”“信”作所分财产的序号,体现了儒家的修养观.分家文书所体现的哲学观对于清水江流域的文化传承、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态保护起了积极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梅与水、月——一个咏梅模式的发展

梅花的描写离不开其他事物的比量拟似、联类烘托,在用作烘托梅花的众多物色意象中,“水”、“月”两个意象是极其重要的.“水”“月”映托梅花的表现方式六朝以来便逐步出现,但意在表现梅花的清新明艳,只有到林逋“疏影”诸联,开创了“水”“月”为梅“传神写照”的全新范式.苏轼好写“月下之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梅月”相映的情景内容,推动了“月下赏梅”这一审美方式的流行.苏轼之后,“梅月相映”的取景视野不断丰富和精炼,出现了“梅枝映月”、“月窗观梅”、“月窗梅影”等视境构象,同时,“水”“月”映梅整体上也进入了高度自觉的阶段,人们直接以“水”“月”比拟梅花,乃至于指称梅花;“水”“月”写梅的模式发展至此,思想突过形象,意义椎阐无遗,已走到了极限.这一结局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梅花形象提升过程的基本完成.     

《孟子》“顽夫廉”解

通过全面考察“顽”与“廉”词义发展的线索,再参证其它相关文献,可以看出“顽夫廉”中的“顽”应指“愚妄无知”,相应地“廉”应指“有操守”,“顽夫廉”意为“糊涂而不知礼仪的人也变得行为端正有操守了。”从而否定了赵岐等“顽,贪”、“廉,廉洁”的传统注释。     

水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存在一种“以水喻文”的批评范式。古代先哲在对水的自然特性的观审中,产生了各种微妙的审美体验和联想,铸就了东方文论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先贤对水之“清”的感悟,逐渐形成古典文论中的“清”“清浊”等系列范畴。大量与水相关的词语如“源”“流”“深”“浅”“渊”“浮”“润”“溢”“淡”“游”“清淡”“清秀”“清疏”“清逸”“清华”等也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水”与古代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第二,水之“源流”启发了文学流派批评,古人一方面以“流派”为喻,阐释学术门类、文学风格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寻源溯流,阐释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创新关系。第三,“水无常形”催生了“文无常法”的文论观。宋代苏洵、苏轼父子或以“水机”喻“文心”,或以“风水相激”喻指创作中的“情文相激”,或以水之“随物赋形”喻指“自然成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已经将“以水喻文”阐释得淋漓尽致了。总之,“以水喻文”折射的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活生生的审美经...     

寻言得 ，得 忘言——王弼语言哲学探微

王弼对语言的认识很深刻 ,他提出“言”“意”“象”三个概念来论语言与对象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从儒家的基础出发 ,站在更高层次上 ,既提出了“对言得意” ,“言尽意” ,又提出了“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言不尽意”。为了得到真正的“意” ,领悟“意” ,就必须“忘言”、“忘象”。对“言”“象”加以取舍 ,就得到新的本体论玄学。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经验与反思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突出地体现为“六个结合”:理论创新上“理论”与“问题”相结合;理论武装上“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取向上“真理”与“价值”相结合;理论表现上“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理论功能上“大众化”与“化大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客观存在的“大众意识的迷失”、“大众魅力的旁落”、“大众情结的淡漠”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一旦缺乏了掌握大众的意识,吸引大众的魅力,心系大众的情结,又如何能“大众化”呢?     

“进入”“时间”是“接近”“事物本身”的唯一方式

“事物自身”“在”“时间”的“绵延”中,“文学艺术”和“哲学”要想不使“时间”“缩水”,就要“参与”“时间”进程,“进入”“时间”。“进入”“时间”是“接近”“事物本身”的唯一方式,而不是在“时间—空间”之“外”把各种已被“分裂”了的“表象”“再”重新“组合—拼凑”起来,以为那才是“事物”的“本质”。殊不知,这种“本质”是“概念”的、“抽象”的。     

坚持科学的辩证法,正确处理“以德治国”过程中的几个关系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 ,分析了“德治”与“法制”的关系 ,对正确认识、处理“继承”与“发展”、“借鉴”与“抵制”、“长远”与“当前”的辨证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世说新语·文学》的文学观

《世说新语》“文学”门分为“学”与“文”两部分 ,两部分记载的事例各自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学”的部分主要记录了关于注解经文的佚事 ,“文”的部分记录了创作诗文的佚事。“学”与“文”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也有所区别。辞、旨的命题共同出现于“学”、“文”二者 ,而“情”的因素则是“文”所独有的。“学”的部分注解经文的方式从阐释经文到独出新见 ,其中蕴涵着个人性与创造性的因素在“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世说新语》“文学”中的内容表现出“文”与“学”的联系与分离 ,显明了“文”的特征及其逐渐独立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