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通俗小说抒情言志观的文学背景与时代文化内涵

到清代中叶,个性化的密室创作成为通俗小说的主要写作方式,传统诗文的抒情言志因素被引入通俗小说,通俗小说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对自我表现的强调是清代中叶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通俗小说观念的变化与清代中叶文人的境遇和心态有密切的关系,文人小说所抒发的郁结不平之情,同建功立业的迫切感和才华不得施展的无奈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文人小说所言之“志”的用世情怀,是传统儒家理想主义的呈现,也有着深刻的时代文化内涵。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     

小说的名实错位与学者的抉择标准

小说观念的名实错位不单是社会积习的无奈追寻，也是文人心态的曲折反映。社会舆论和文人心理同谋共构，杂体文类最终趋向文学小说层面的归依，小说观念亦由此呈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相辉映的文学表征。对待小说观念的演变，我们不应是有意回避，而应当是放宽视野，重视小说本位及其周边环境，正视小说观念的芜杂现实，进而构建现代小说学，沿着小说研究的主体方向不断前进。     

文章化与清代“文章体”小说的形成

从明代后期开始,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将其所熟悉的文章理念和写法融进小说,使通俗小说尤其是文人小说在理论建构、创作方法和鉴赏方式上都呈现浓厚的文章色彩,通俗小说出现文章化的发展态势。文章化促进了清代前中期"文章体"小说的形成,具体而言,小说理论建构的文章化奠定了"文章体"小说的理论基础,小说创作方法的文章化塑造了"文章体"小说的样式,小说鉴赏方式的文章化促进了"文章体"小说的传播。"文章体"小说的形成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文章化的必然结果,代表了雅化小说的最高水平。     

书坊业与明清通俗小说评点

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经历了创作中心与刊刻中心由福建建阳等地向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书坊业对小说评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万历中期以前是通俗小说评点的起步阶段,主要完成地在建阳,可称之为通俗小说评点的建阳时期。万历中后期以后,随着坊刻中心的转移,通俗小说评点有了新的发展,文人型评点大量出现,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而此时书坊主评点通俗小说的现象继续存在,但也有了新的特点。自从文人型评点出现以来,通俗小说评点中假托名士评点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假托名人的评点不仅为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声势支援,同时也有不少评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近代海派通俗小说与上海都市伦理递变

近代海派通俗小说是上海都市社会的忠实记录，不仅描画了上海都市生存状态和时代精神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上海都市伦理和道德问题。因此，以近代海派通俗小说为研究标本，能够深入地剖析和透视这一时期中国都市伦理的发展和演变。从近代市井小说、晚清谴责小说、海派言情小说三种主要类型，可近距离地审视近代上海都市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伦理、政治伦理和婚恋伦理问题，从而捕捉中国都市新伦理的源起图景。这些新伦理意识决定了近代都市社会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上同传统社会的巨大分歧，也让盘踞中国社会的宗法伦理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同时也体现了捕捉社会风气之先的近代文人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善个人生活、改变社会风尚，进而铸造现代国民人格、培养文明健康伦理关系的人文努力，为中国伦理道德由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和历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试论冯梦龙的小说理论

冯梦龙是以编纂《三言》和增补《新平妖传》、《新列国志》著称的。冯梦龙之所以重视通俗小说的编纂和增补工作,与他对小说的正确认识有关,可以说是他的小说理论的实践。对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封建正统文人是鄙视的,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为君子所不齿。因此,小说理论的兴起,比诗论、文论、词论以及曲论都要晚。直至明代嘉靖以后,随着通俗小说日益繁荣,小说理论才以序跋和评点的形式出现。如蒋大器、张尚     

女侠形象投影下的唐文人心态

唐小说中女侠形象大都是以被褒扬的姿态出现的,体现了唐文人对女性的尊重与赞扬,“女侠艺高”展示了文人慕侠心态下对“男尊女卑”传统的超越与挑战;侠女的“主动求偶”是文人补偿心态下沟通与对话的需要;女侠的“全身而退”反映了道教文化重生心态下对贵生和重命的追求;女侠的武技描写体现了唐人嗜奇心态下的虚构与夸张。     

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唐五代小说中的"马嵬情结"

唐五代小说中的“马嵬情结”是指马嵬事变发生后至五代期间的小说作者对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生前死后的爱情生活经历、结局的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以及在小说行文中对李杨故事的评判。“马嵬情结”在唐五代小说中有多种表现形态,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体现了唐五代文人士子的怀旧心态、矛盾心态、好奇心态及世俗化的审美倾向。     

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主人公诗词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主人公诗词，诗词中继承了许多传统的诗歌意象、典故和旧题。同时，这些诗词又反映了文人渴望爱情、追求功名、显扬才学、不满现实的心理情绪，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共有的情感体验，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也是对传统诗词的创新应用。主人公诗词是此类小说兴盛的一大促因，小说借助诗词而取得成功。     

明清时期文人小说家“发愤著书”纵观

发愤著书,是明清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主要动因之一。文人发愤著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到“借乌有先生,发泄黄粱事业”,再到“写自家见闻亲历,抒穷愁不平之志”的演进过程。这是小说家由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由改编走向独创的过程。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皆日趋增强,而小说反映社会、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也越来越强,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高超的传世之作。     

二十年代小说中的侠意象与侠义精神评述

武侠小说的传统、晚清志士的心态和行为、特定的时代氛围,使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说弥漫着侠意象和侠义精神.不仅是武侠小说本身,更在于非武侠小说的通俗小说和新小说亦是如此.当然,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作了现代性的转换,并且呈现出互动的态势.     

略谈《樵史通俗演义》的存史意识

《樵史通俗演义》是明清时事小说的代表作,因其纪事翔实,颇为史家所重。《樵史通俗演义》有着自觉的存史意识,故不仅拣择良史,且用史家笔法编创,作品具有实录的性质。作者既有意存史,又受限于小说体式,于多处随意敷衍,使得作品呈现出文史相杂的特征。总体而言,这种意识既是通俗小说向正统史学极力靠拢的表现,也是遗民复杂心态的反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

志怪小说表面上“张皇鬼神 ,称道灵异” ,其实质是对生死、性爱、安全的关注。而这种内心情感的萌动与渴望 ,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 ,但它却在神道世界中实现了 ,神道世界则成为志怪小说潜意识的载体 ,这才是志怪小说作家认为“神道之不诬”的真实原因。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文人创作志怪小说的一种潜藏心态 ,这是介于教徒“自神其教”与“有意为小说”者之间的一种创作心态     

唐五代通俗小说综论

从小说文体的内涵精髓而非现代小说的一般形式出发 ,应以“唐五代通俗小说”代替“唐代话本”概念 ,指称唐五代以通俗语体包括通俗说唱语体写成的虚构性叙事作品。它们是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一个强劲而耀眼的开端。这不仅是就量而言 ,更是就其具有丰富、深刻的美学和历史价值而言 :在遗落当代史的时候反映了当代史 ;其诗笔、诗思、诗情可与文人传奇相互映照又迥然不同 ;特别善于“把死历史作成活戏剧” ;在小说题材、形象和描写技巧诸方面均取得可观成就     

从“冲击”到“激活”——论海外汉学与晚清通俗小说研究热

［摘要］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晚清通俗小说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的输入在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围绕晚清通俗小说的“现代性”,厘清本土研究与海外汉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辨析转型时期在复杂的文化思潮背景下晚清通俗小说研究背后所隐匿的话语权力之争。     

六朝文人的孤独心态浅析

六朝是中国文人心态演变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人们生存的环境进一步恶化,战乱频仍,瘟疫流行,死亡枕籍;另一方面,思想界也处在“断乳期”,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丧失了维系人心的力量。面对生存的艰辛、信仰的危机,文人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之中。弥漫在六朝文人心中的孤独意识便是此种心态的反映。     

论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娱乐主义倾向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家表现出超然型的创作心态,更重视小说的“情”和“趣”,更关注小说的娱世功能。他们的娱乐主义文学观与世俗化价值取向同生共存,既是对通俗小说艺术特性的尊重,又是对接受者的尊重。他们在适应读者阅读需求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索,丰富了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通俗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普及。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