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重大工程项目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及启示——以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为例

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愈演愈烈,其技术风险引发的社会放大效应不断衍伸,在日本及世界各地蔓延,以致引发出世界范围内关于核电站未来发展的存废之争。以"风险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通过对福岛核泄漏风险社会放大效应的表现、特点、机制等进行梳理和剖析,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保证风险信息公开、鼓励风险中公众参与、建立政民心理契约等政策建议。     

重大拆迁事件生成的社会逻辑及其治理——基于河南重大拆迁事件的考察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日益增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暴力拆迁违法强拆等事件频频发生,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系统分析重大拆迁事件,可得知其具有个体冲突和群体性冲突并存、征收补偿问题仍是矛盾焦点、拆迁手段的多样化和抗拆手段的极端化、新媒体的介入加速事件的传播扩散等共性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府行为失范、司法救济不力、补偿机制不健全、公民话语权丧失、媒体监督作用有限等社会问题。妥善化解拆迁纠纷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共同达成多方利益的协调平衡。     

核安全文化冲突及其对策研究——福岛核事故的启示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政府、核电行业、公众之间核安全文化的冲突较为明显,主要体现在对核安全的认知态度、心理和行为上。结合福岛核事故的经验教训,针对当前所出现的核安全文化冲突,以社会公众安全心理为基础,分析政府、核电行业与公众对核安全的认知与态度、心理、行为的差异和分歧,重新理解核安全文化的概念,尤其注重与社会公众的沟通,通过核安全文化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控制核安全的社会风险,促进核安全文化的评估与实践活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社会心态：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提要]近年来,全球视域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逐渐成为了学者所言的“风险强度”空前加剧与“风险环境”空前扩张的现代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切合于网络媒体空间的扩张以及中国网民数量的极速增加,学者们开展对于民众的社会心态在网络空间的表达与形塑的研究就有了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一种可能的整合分析框架阐释了如何在传统的问卷调查与前沿的大数据捕捉之间寻得一种研究方略的平衡,从而有效刻画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大众网络社会心态全貌,并形成涵盖宏观、中观、微观的网络社会心态分析及其触发机制探究的系统性反思。据此,本文可能为推进风险社会视角下（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并提升政府基于多元数据的更为全面的社会治理监测、评估和应对能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     

网络群体事件的政治社会学思考——以乌坎村事件为例

本文以乌坎村村民维权事件为例,系统梳理了网络群体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般应对网络群体事件的四点策略:即提前介入,防患未然,将网络群体事件消解于未萌状态;网络群体事件防治的法治化;完善网络群体事件防治的多主体沟通机制;强化网络群体事件防治的事后评估管理。     

社会结构分化与当代社会学取向

本文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对社会结构分化的进程展开论述。与此相联系,从社会哲学与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的层次和重心的不同,分析了当代市民社会作为当代社会学学科取向的理论依据。     

社会环境与学校德育——德育的社会学分析

学校德育与社会环境都是影响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不同的。我们承认学校德育在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风气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影响。加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风险社会视域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当代反思

风险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人造风险,它起源于当代人类追求自身发展的实践过程之中,并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当下环境.风险社会的形成向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人学必须全面关注和深刻反思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这些风险事实,立足于风险社会这一全新的理论视角和领域,透视人的存在及其发展问题.这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自我创新,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对全球风险社会所做的理性反思.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的重大群体件事件认知与阻断

当前由众多深层社会矛盾积聚而成并日渐多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尤其是重大群体性事件凸显现阶段社会管理的滞后,并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形成了“倒逼效应”。需要在科学、理性认知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目标、性质和功能的基础上,以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塑为前提,以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为突破口,以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为根本,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构建更为长效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心态调适的“心”路径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社会心态的调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战胜疫情危机、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心态调适不仅需要个人心理自我调适的“小处方”,更需要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基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国家治理 “心”思路,提出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进人民群众的奋进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公平感、提升人民群众的归属感五个方面构建社会心态调适的“心”路径。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成因及应对

以问题研究为取向,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从“风险社会”的视角考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成因和应对策略.研究表明: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发生的、具有较多网民参与、推动或转化的有一定影响的非制度化事件.社会结构转型风险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现实根源;网络技术风险是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潜在根源;群众利益诉求的制度风险是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动因.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建立以舆情监控为先导、制度规制为主体、技术规制为手段的风险规避机制加以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探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风险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风险认知的缺失或严重不足。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整体性、平等性、自反性等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传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三层结构”仅仅聚焦于国家内部,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要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应向“三角结构”转变,逐步改变“政府预防”的传统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协同预防”的三种治理能力联动发力的新型治理模式。     

核事故国际法律责任的类型化研究——以福岛核事故为视境

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不加禁止行为都会衍生出国际法律责任,但性质有别的行为导出的国际法律责任亦有类型上的区分。日本福岛核事故为核事故国际法律责任的类型化研究提供了素材。东京电力公司倾废行为虽不构成《伦敦倾废公约》中的倾倒,但仍构成国家对一切义务的违反;核监管机构不独立、电站选址不严谨、应急方案不科学、未尽及时通知义务表明日本政府对国际不加禁止行为未尽到适当预防义务。日本应承担国际不法核行为责任、跨界核损害责任和因未尽预防义务而承担的独立的跨界核损害赔偿责任。处于核电发展大跃进的中国,应当以福岛核事故为镜鉴,重视核风险预防,避免身陷核责任泥潭。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现代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念——从基督教国际社会到当代全球国际社会

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国际社会得以生成和存在的关键 ,也是国际法理和伦理规范及其运行的基础。就大致从 16世纪开始的现代而言 ,国际共同价值观念的流行或认同范围经历了两番大变 ,即从基督教国际社会演变为欧洲国际社会 ,再演变为 2 0世纪的全球国际社会。基督教国际社会内国际共同价值观念以自然法为本原 ,体现普泛的中世纪伦理残余 ,在承认新兴的国家主权的同时倾向于限制主权和国际冲突 ;欧洲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则以国家的国际实践及其构成的国家间共同同意为唯一准绳 ,确定国家权利的至高无上和国际规范的非伦理性 ,并以所谓“文明标准”体现其绝对的排他性和支配非西方世界的自设权利。主要由于几大新力量 (包括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美苏两大非欧强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若干运动 )的作用 ,国际共同价值观念随 2 0世纪全球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再次大变 :其流行或认同范围急剧扩展 ,西方“文明标准”至少在形式上被消除殆尽 ;普遍道德原则成为国家的国际实践之外至关重要的国际共同价值观念来源 ,并以变迁 (实现公正或正义方向上的变迁 )优先于稳定为首要特点 ;国家间平等、种族和民族间平等以及国家间分配正义、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构成国际共同价值观念的根本内容 ,尽管后三个方面的国际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基于社会预期的视角

风险社会改变了重大工程项目的评价标准,也改变了项目决策的议程设置。重大工程项目日益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风险源,其风险因素来自于相关利益群体对该项目在利益性、安全性和合法性上的社会预期,这种社会预期直接引发了其与社会稳定相关的行为或行为倾向。将社会预期分析纳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框架,有利于全面客观地反映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而更为合理有效地预防各类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解决群体性事件,人们可采取诉诸法律的方式,但现实上却并非如此。选择不进法院的实质不在于没有法律可依,也不在于群体性事件的双方不懂法,而在于双方都认为进法院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虽然不可以被简单地判定为社会危机,但却说明了法治社会基础的缺失。群体性事件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很快消逝,但法治社会基础的培育却需要漫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