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行政裁决中的行政法官制度

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使民事纠纷案件日益膨胀,行政裁决在处理民事纠纷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比法院诉讼更加高效和便宜。美国政府管理的良性运作有赖于行政法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行政法官在行政裁决中由于其专业性和高效性而备受青睐。此外,完整的审查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行政机关政策适用的一致性,也能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     

如何实现独立审判

“独立审判”是一个重要的司法原则，其实现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重新定位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及法院内部的关系，以实现法官职务独立，如重新定位法院与党的关系；法院与立法机关的关系；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法官与审判委员会、庭长、院长之间的关系等；二是努力为法官提供职务保障，实现法官人身独立，这主要涉及法官的任免、工资、学习、培训等方面。     

法国行政法官专业化培养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存在着两个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系统和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属于司法机关,而行政法院隶属于行政机关,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但行政法院并没有丧失其独立性和司法性,由于其在行政和司法领域的高度专业性,政府官员认为行政法官在行政领域是专家.行政法官的成功得益于法国行政法官专业化培养模式.我国行政法庭的建设和行政法官的专业化培养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行政法官的专业化培养需要探索我国的本土化培养模式.     

当前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若干实践问题探析

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法官制度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制度改革尤其是法官职业化建设成为中国法官制度发展面临的一大课题,基于中国法官问题的特殊性,法官员额制度作为一项改革试点逐渐提上日程。在实践中,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是与法官助理的设置制度密不可分的,试点法院运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已取得初步的成效,不同试点法院的运作模式也各有千秋。但同时,法官员额制度试点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应之道也是并非完善的。对此,本文针对实践中显现出来的几个突出难题,包括法官员额的制度合法性问题、法官员额数量计算标准问题、法官员额制度实施中法院党务以及司法行政后勤人员的问题、法官员额制度的社会认同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应对思路。     

论我国法官独立和司法独立的内在统一及制度保障

司法独立不仅指法院整体的独立,也包括法官个人的独立。而由于审判理论的欠缺、制度设置的不足和法律规范的误读,在我国司法独立仅指法院的独立。这其中制度的建设完善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应从审判制度、审判组织、司法行政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方面来保障法官独立。     

法官内部考核机制研究

法院对法官进行考核是评价法官的一种方式,也是法院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科学的法官考核机制既是现代法院管理的需要,也是法官职业化的要求。我国目前的法官考核机制还存在着种种误区。应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理论水平和审判实绩进行全面考核,并在《法官法》规定的框架内进一步完善法官考核程序。     

法官人格建构的三个维度

作为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影响法官行为的因素,法官人格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司法公正在个案中实现与否和实现的程度.法官人格在变迁和重整中产生的缺陷同法官守护正义的职业要求相去甚远.高素质的法官应当具备促进正义实现的精神和品质,以法律人、道德人和经济人为基本框架构建法官理想的人格图式和灵魂寓所已成为现代司法乃至建设法治社会的迫切要求.     

简论法官的追求与责任

追求正义是人类的普世性原则,是一切法律秩序的基础。司法权委由法官行使,实现司法正义应是法官根本的价值追求;理性裁判是法官实现司法正义的有效载体;发现法律是法官理陛裁判的科学路径;当司法正义实现不能之时,即为法官责任产生之日。     

法官配备制度研究

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近些年来不断加剧,巨大的办案压力使法院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法官叫苦不迭。但我国法院工作人员,乃至法官数量在世界各国却傲居榜首,我国法院受理案件数也并不比国外多多少。党中央提出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所以,当前研究法院内部配置正当其时。本文将对我国法院法官配备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为我国法官配备制度的完善提供立法建议。     

构建法官保障个别正义的绿色通道

以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求法官在实现正义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法官应当成为实现个别正义的主要实践者,他们能够运用法律赋予的职权,最大限度地保护个案中各种主体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将法官独立制度、自由裁量权制度和法官的道德建设机制结合起来,建构起一条达至个别正义的绿色通道,维护个案的公平和正义.     

美国行政法官的集中使用制度探微

美国行政法官的成功运作机制成为各国行政司法制度中不可多得的借鉴。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行政法官的运作出现了新情况：在州和地方层面出现了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现在有约一半以上的州采用了该制度。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度是有别于行政法官传统运作的一个组织形式。针对该制度的运行,褒贬不一。大多数人认为集中使用制度是行政法官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然而笔者认为集中使用制度动摇了行政法官存在的根基,只能在小范围内特殊条件下存在。     

试析当前我国法官职业伦理构建

法官职业伦理是当前我国法官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严格法官准入制度和遴选制度,从源头上保证法官的高素质。改革法官职业伦理的监督和惩戒制度,是法官职业伦理自律性要求。实现法官职业伦理的内化,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最终追求。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加强判决释理与我国法官职业保障体系的构筑

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状况,根本上取决于运行这一制度的人,尤其是法官,法官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制度是否公正、有效地运作,决定了判决释理的水平。所以切实提高法官自身素养、加快法官制度改革,是我国现行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提高裁判说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及其矫正路径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部门管理职能逐渐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过渡,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如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及法理与情理冲突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部分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与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行政体制自身不足、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诱导及监督约束机制的不足等成因相关,要解决公共部门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难题,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效处理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及其相互关系;倡导与践行高薪养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教育;加强公职人员自身伦理信念教育,提出自律要求;建立治理主体多元化参与和程序公开的阳光行政体系,在全方位动态监督与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体系来规范和激励公共部门行政人员。     

制度与明代推官的法律知识

推官是明代最基层的专门的司法官员。对推官获取法律知识的考察,为我们具体了解帝制晚期官员掌握法律知识的状态和机制提供了途径,还有助于发现明清时期地方司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明代推官就任之初并无充分的法律知识储备,但这一时期的详谳制度和行取制度为推官提供了获取并积累刑名知识的重要机会和激励因素。换言之,制度在推官获取法律知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明代中期以后,推官在地方司法中表现积极,成为明代官员中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队伍--监察御史的重要后备力量。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实证研究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将原来分散由不同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交由若干特定的法院集中管辖和审理,以解决目前司法环境不佳、案件数量不足、法官队伍不稳定等困扰行政审判工作的现实问题。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试行实践表明,该制度具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改善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培育行政审判队伍、提高行政审判水平的积极意义。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既是一种改革探索方法,也是一种新的司法管辖模式,应该通过立法将其确立为新的管辖制度。     

刍议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制度

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是关系到相对人接受司法成本、“民告官”实现的程度,关系到法院运行的经费保障的重要制度。但是目前其面临着改革既要促进国民接近司法,又要保障法院独立运营的财政基础的两难的境地。完善诉讼费用管理若干具体的制度作为探索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的路径,将对我国的诉讼收费制度改革有所助益和推动。     

论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

学界关于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存在争议.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基于自我认同所建构的直接行为规则.行政惯例的外在方面,是行政机关长期统一一致的行为;行政惯例的内在方面,是行政机关成员的认同.行政惯例通常不直接调整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惯例作出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具有直接拘束力;行政机关的权威会催化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行政机关违反行政惯例时相对人可以主张信赖利益保护.对司法审查来说,行政惯例的存在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经审查认定后的行政惯例可作为裁判理由而非裁判依据,从这一意义上说,行政惯例并非法官法源.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裁量权的公法控制

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对于中央政令的落实以及辖区公众的利益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但在近年来却屡受诟病,笔者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工具,将行政决策权行使中出现的裁量偏离作为考查重点,分析了决策过程的主要考量与行为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法对此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