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环境治理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公司环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上市公司环境治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完善,缺乏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市场约束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改善上市公司环境治理需要培育良好的环境治理的外部社会制度环境,倡导环境责任投资理念,加强利益相关者与公民的参与,完善上市公司环境责任报告。     

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公民意识形成的内在机制及启示

公民意识的形成是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复杂过程。个体的知、情、意、行等诸要素的辩证关系及其在外界因素影响下的矛盾运动的复杂过程,构成了公民意识形成的内在机制。内在机制原理要求公民意识培育既要适应个体原有的意识结构水平和发展要求,又要超越个体意识结构的现有基础,体现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因此,在公民意识的培育过程中,要坚持主体性原则,把培育对象视为主体,引导其从他律走向自律;要遵循培育的基本规律,重点研究个体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意识形成规律;要结合个体特征和时代发展创新公民意识培育的方法;要优化和改善公民意识培育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为公民意识的培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良好的基础。     

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应用研究趋向

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已成为组织行为学中的热点。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是在“合作意愿”和“创新和自发行为”的基础上形成的,Organ将其定义为“自觉自愿地表现出来的、非直接或明显地不被正式的报酬系统所认可的、能够从整体上提高组织效能的个体行为”。其理论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心理契约理论、盟约关系理论、公平理论和个人一组织匹配理论。其维度包括帮助行为、运动员精神、组织忠诚、组织遵从、公民美德、个人主动性和自我发展。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员工的个体特征、任务特征、组织特征和领导行为。并分析了组织公民行为应用研究的趋势,企业组织文化建设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作用,对组织公民行为负面作用的实证研究,以及本土化研究。     

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内涵与目标

公民教育乃是当代教育的基本主题。为了澄清今日学校公民教育的内涵与目标,我们必须追本溯源。古希腊公民的德性完整地显现在自我灵魂的养成和城邦正义的实现过程中;中世纪的基督教对人的灵魂的救赎,就是为了把人从积极的政治生活中撤离出来;现代社会对个体自由的过分强调,使公共生活逐渐衰落,个体的权利诉求与社会法定的义务责任逐渐融入公民的品性之中。当前,学校公民教育应回到原点,重新培植公民教育的理念,以公共生活开启个体的公民教育,对个体实施在公共事务中践行自我德性的公民教育,使个体在学校生活中养成公民意识,把个体造就成明日公民;培养个体的公民实践品格,使个体在公共空间彰显公民的实践品格,积极地生活。     

论公民责任与公民义务

公民责任意识与公民义务意识,其关键的特征在于二者都和公民的“应当”、“应该”等价值判断概念相联系。但是,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却存在着一些混淆的地方,甚至常常将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尤其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常常在法律领域中设定责任和义务概念的单一性,同样,责任和义务概念在道德领域中也存在着多种设定的途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使公民能够意识到在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公民自身所履行的责任与所承担的义务。     

公民意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国人的公民意识问题日益提到议程,公民意识可以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核心所在。一直以来,由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国人的公民意识一直很缺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两个维度加强培育公民意识:在个体方面,大力提高公民素质;在社会方面,需要有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     

社会风险治理的公民社会责任

肇始于西方社会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具有指导价值。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市场、市民社会、政府、自然多方面的风险。中国的社会风险既不能解释为国际经验,也不能归咎于改革开放。从社会风险治理主体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存在缺陷。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风险治理体制要让位于由公民和政府共同负担的复合风险治理体制。公民问责和公民担责是公民承担风险治理责任的基本内容。     

大力培育公民意识,塑造成熟的社会主义公民

培育人民群众良好的公民意识,塑造成熟的社会主义公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分析了我国公民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提出从开展公民主体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公民责任义务意识、公民法治意识、公民道德意识的宣传教育入手,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以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对责任政府与公民参与理念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治理背景为政府治理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政府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同时,公民社会也日益发展,公民参与成为政府治理下的必然要求。当前,发展责任政府与公民参与的理念并寻求两者之间的合理关系对我国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公民概念的演变及意义

公民概念是宪法学的基础范畴,一般认为,凡具有一国国籍的人都可以成为该国公民,这只是公民的形式要件,公民概念内涵的不断发展实质是人、人权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理论上研究公民的实质内涵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环境权之法理分析

随着文明与科技的进步,人们开始对环境的价值重视起来,也开始不再将解决环境问题仅仅看作是国家的权力与责任,而逐渐将公民环境权概念提上议事日程.对此,本文着重论析了公民环境权的根据、内容、作用以及公民环境权面临的现实问题等,以期促成环境权由应有变为实有的权利.     

公民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表明,既有的环境决策模式受到了公民参与的挑战。但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遇到障碍：一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取环境决策的相关信息;二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不畅通;三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四是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府环境决策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有效性,甚至合法性。其路径有四：一是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二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三是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四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网络公共领域对公民精神的影响

公民精神是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而政治、文化和传统等因素造成了我国当前的公民精神水平远远滞后于现代化的需要。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阐述,指出网络公共领域作为"理想"公共领域,有助于培育公民自由独立平等的意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自我、培育社会责任意识、具备批判精神等公民精神,进而提出完善网络公共领域、提升其对公民精神培育功能的对策。     

提升公民数字素养 培养合格数字公民——《数字公民素养测评量表》开发与启示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数字化时代。作为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已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展了数字公民教育与测评研究。Choi等学者基于技术批判理论、网络社会理论以及开源方法论中的相关理论观,对数字公民概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分析,进而设计开发了一套包含五维度二十六因子的数字公民素养测评量表,成为迄今为止使用最为广泛的数字公民素养测评工具。基于数字公民素养测评量表的开发动因、理论基础和开发过程及特点分析,可以探寻数字公民素养测评量表开发对我国数字公民素养测评和数字公民教育的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同关注焦点,其与员工工作行为的关系也得到了深入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从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两个视角来解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看中介作用;（3）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生态公民与一个生态世界的格局

生态公民是生态主义之环境哲学的践行者。生态公民是着眼于创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生态社会制度的主流人群,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有序力量。从环境伦理观的意义上分析,生态公民主张作为道德共识产物的环境人权。环境人权是以集体权利为主体的第三代人权的体现。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是建基于对生态与公民这两个概念的准确理解。从生态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所秉持的价值立场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对自然的冷静观察而成就的,它是立足于生态安全之上的生态美好。从公民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继承了公民意识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为对生态公民资格理念的深入挖掘。在生态与公民融合的层面上,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既是现代社会公民意识与自然意识的契合,又是以主客交融的方式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并存。在民族国家的界域内,在立足于本国环境现状的基础上,生态公民是本国生态安全的重要行动者;面对一个生态世界格局的生态公民其外在表现为具有生态创意、生态乐趣与生态活力的积极影响社会的人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生态公民是地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追求生态世界一致性的公民。     

论海洋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提高政府海洋管理效率的重要保证,也是海洋管理公共性的内在要求。它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达到人海和谐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在当前,我国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海洋管理还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如海洋决策机制和海洋管理体制的缺陷,我国公民海洋意识、海洋管理参与意识的薄弱,某些领导者对公民参与海洋管理认识不到位等。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构建公民参与海洋管理的新机制和新路径;要大力加强对我国公民的海洋意识教育;各级政府和海洋事业的领导者要进一步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民主管理意识,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发挥广大民众特别是沿海地区居民参与海洋管理的积极性。     

公民社会概念在中国的再检视

当前,公民社会理论再度流行并逐渐成为当代学术领域的热门话题。国内学术界纷纷运用公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体系和制度环境,为国内公民社会研究拓宽了视野,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通过对公民社会概念的考察,引入社会产品理论,从新的视角界定公民社会在中国的科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