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司马相如：汉初社会经济孕育的“赋圣”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境况与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有难解之缘.本文通过对司马相如一些重要作品的解读,展现了相如人生道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其作品内容和风格的特征,由此凸显了汉初社会经济所孕育的这一"赋圣"的若干特点,并进而揭示了汉初社会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论司马相如的儒家思想

汉初许多士人从诸侯之师友、宾客变为有固定职责的朝廷官吏,其思想逐渐从自由博杂走向尊崇儒学.汉赋从藩国走向中央,其兴盛、篇章体制、创作目的等与当时兴起的儒学密切相关.司马相如初以战国策士的心态、强烈的功名欲求.先侍从景帝,未能如愿;后游梁失败,宣告了他游士人生的结束.受时势的影响,他接受文翁之遣"东受七经".经过儒家思想的洗礼,他从极具战国策士之风的游士变为汉赋代表作家.其文多有称引经义之处,自始自终为大汉政治服务.既赞扬大一统,将帝王神圣化,又始终以讽谏为旨归,以堆护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其思想不是与儒家大相径庭,而是完全一致.     

司马相如赋中的名物叙写探奥

司马相如作为文字博物学家，其赋中动植物异方殊类，驳杂万象，凡天上地下，水居陆生乃至神话传说、古籍字书等无所不包。这些动植物多以名类聚，鱼贯而列，一词一语，均非简单堆砌可成，文情所至，结构浑成。或彰显帝勋，或暗寓武功，均隐含赋家褒贬之旨，堪为后世模则，然后学多师其辞而遗其意，不解相如旨归。     

关于司马相如的小考二则

司马相如的游梁标志着汉初著名的辞赋文学集团--梁苑集团的基本定型,其开始游梁的时间与梁孝王携诸文士入朝的时间有极大的联系.史载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司马相如的游梁即始于梁孝王的第七次入朝,也就是梁孝王二十九年冬十月.<子虚赋>是司马相如在梁时所作,代表着梁苑集团创作的最高峰,它与<史记>、<汉书>所录的<天子游猎赋>是不同的两篇赋,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先后承继的关系,但<文选>把<天子游猎赋>一分为二,并称前半部分即<子虚赋>过于主观,我们现在只能认为相如游梁时所作的<子虚赋>已经亡佚.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目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再谈艾青的诗歌散文美理论

艾青的诗歌散文美理论包括语言的口语化、体式的自由化和创作的形象化三层含义。其诗学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对新诗大众化进程的推动、对30年代新诗弊端的矫正、对新诗现代化命题的承担和对主体表现需要的满足。     

文笔论

文笔之分是六朝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源于两汉时的文学文章之分。随着晋代文章总集编选的兴盛,文体辨析遂显示出其必要性;再加上魏晋时骈文初步形成,与散体文逐渐分途,并得以进一步发展。此二因素应是文笔之分出现的前提与条件。具体而言,六朝时的文笔,应包括“文学”中的文笔和“文章”中的文笔两种含义。前者是从文学性质上区分的,而后者则是从文章形式上区分的。     

论《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的评价

刘勰《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其人其赋有褒有贬,但综而言之,肯定为主。刘勰从文学史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辞赋承前启后的地位,自觉而清醒地从文学角度去看待司马相如的辞赋,体现了他达观的文学态度和卓越的艺术眼光;但其中也有些见解因袭前人固见,不甚合理,未能完全跳出时代局限。     

司马相如文艺思想与儒家文艺思想大相径庭吗？

本文通过分析司马相如主要作品的创作背景、儒家文艺观的基本内容以及司马相如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可能性,集中回答了司马相如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指出其文艺思想中包含了明显且明确的儒家意识。     

司马相如巴蜀行迹考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究竟是在成都,还是在今四川蓬安?自古至今,异说纷呈。这一争辩,实则关乎相如生平及其作品的考定。因此,试图借助史志考察司马相如一生中在巴蜀的行踪。然后,就明、清学者以及今贤所论,辨正"长卿桑梓"之所在;考察其先世由来、家道兴衰;认定其《梓桐山赋》等作品,进而考察西汉体物小赋与秦、汉杂赋,与宋玉等人赋作以及大赋兴起的历史联系。     

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司马光是北宋史学大家,其诗歌数量也不少。他的咏史诗在内容上,或借咏怀古人强调个人素质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或借咏怀古迹表达出其历史沧桑感;进而表现出其历史发展观。在艺术上,咏叹对象的相对一致性;理性的思考、客观的叙述多于形象性思维;多古今兴衰之叹少个人怀抱之情。     

论司马迁的文学创作思想

司马迁继承重人哲学思潮和重人审美趣味之文化精神,其文学创作思想突出人的主体性,强调文学创作的创造性质,揭示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重视文学创作的人物塑造,完成了文学向人学的历史进步,真正揭开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大幕。     

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钩稽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司马相如故里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使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应注意扩大搜寻范围,多方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拓宽视野,深入挖掘梁武帝设置相如县的深层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有的放矢.     

论李商隐诗典的“以兴统比”——以相如文君典故为例

唐人在运用相如与文君典故时,通常歌咏相如与文君的爱情,指责相如喜新厌旧,或为之翻案。李商隐诗则另立新意,将所涉司马相如与文君典故的故事情节解析后又重构,生成新的情节,变传统的“以比统兴”为“以兴统比”,在技巧和寓意方面超越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