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在周作人手中开始,也基本在周作人手中成熟。他的儿童本位的文学观至今仍是很有魅力的儿童文学理论话语,尤其是对儿童空想权利的维护,对教训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第三的世界”的独特理解,都极富有现代品格。     

周作人早期歌谣活动及理论

周作人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与鲁迅一起被人誉为“周氏兄弟”而声震文坛。作为一个理论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他著述极丰,成就斐然。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周作人同样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学者称他是“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这是很中肯的评价.本文拟介绍评价周作人早期(指1928年以前)歌谣活动及其理论主张,这是其民俗学活动和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

正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外源型一样,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也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的建构过程中,就可以清楚看到来自美国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周作人借鉴以斯坦利·霍尔为代表的美国儿童学的观点,"主张儿童的权利",强调"儿童在生理心理上""和大人有点不同",进而发展出"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这一"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二是直接借鉴麦克林托克、斯喀特尔等美国学者的应用研究成果,从小学校的文学教育的角度论述儿童文学,呈现了更加完整的儿童文学的文体面貌。周作人从美国的儿童学和小学校的文学教育研究中接受的影响,在其"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中,发挥着十分核心、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期，周作人是儿童文学理论的拓荒者。他有意识地将儿童文学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将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类别给予理论上的把握和总结，使其具有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理论体系。本文从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角度，论述了周作人的三方面贡献：１．“儿童文学”概念的提出，加快了中国儿童文学向自觉状态转变的进程；２．开拓性的研究，为儿童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３．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经验。     

周作人散文理论概观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是一位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理论家。他的同时代人曾评说：“讲到现代中国的散文，周作人先生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我们首先不能不感谢他的提倡的功绩。”①“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①确实，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倡导者，一个文学流派的公认的领袖，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然而纵观肥年来的有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往往注重肯定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成就而忽视了他的理论建树，这对于周作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     

周作人早年的文学活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首先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促使文学革命向纵深发展。他在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和民俗学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却屈任伪职,成了民族罪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复杂作家”。倪墨炎同志最近完成了新著《周作人评传》,试图对周作人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本刊选载的是反映周作人早年文学活动的部分,其中用作人小说创作的史事,很少有人作过介绍和评论。     

在文学和音乐之间──黎锦晖和他的儿童歌舞作品

在文学和音乐之间──黎锦晖和他的儿童歌舞作品杨佃青“五四’时期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儿童文学怀念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儿童文学几乎取得了全社会的关注，不仅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郑振锋等文学大师的直接介入，而且吸引了教育界、出版界、音乐界等众多领域的精...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论郭沫若早期的儿童文学理论

郭沫若于1921年1月15日在上海《民铎》月刊发表了《儿童文学之管见》。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如果说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是在做探路辟径的工作,那么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是在铺设一条阳关大道。《儿童文学之管见》对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论述。首先,郭沫若从“立人立国”的视角肯定了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圣经汉译及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文化影响之评析——以冰心的《繁星·春水》和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为例

圣经汉译在客观上使中国作家接触到了圣经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本文以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和文学先驱之一的周作人的作品为例,通过研究发现圣经汉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借鉴和示范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周氏兄弟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

在"儿童是独立的人"的认识基础上,周氏兄弟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强调儿童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是对儿童文学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尊重。由于强调儿童的成长与国家、民族未来的联系,鲁迅更关注儿童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其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则建立在对儿童文学的文学主体性的确认上,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儿童文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探讨儿童文学与儿童成长的关系,他对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理解超前、成熟,更具现代意识与科学品格。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与“有益”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论周作人非正统儒家文艺观

周作人以"非正统儒家文艺观"作为其文艺理论的核心,并在此文艺观指导下,用自己的文学创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真心、真人、真情的文艺思想。周作人倡导个体意识,主张表达个人完整的知、情、意,并形成了一种周作人传统,影响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概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最受赞誉,以后由于其“落荒”与变节而又最遭谴责的一名作家。文如其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也便刻印着他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留下了他反叛旧社会、旧思想的印迹,一方面也显示着他消极遁世、远离尘世的“隐士”色彩。因而,从周作人走过的文学道路中,特别是从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去考察“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文化深蕴中的艺术营造——从周作人的散文看其审美观

集和平、冲淡、闲适和中庸于一体的周作人审美观的形成,来自他对东西力文化精神的深层领悟;对现代中国特殊的人文环境的体察,形成他审美心境的复杂性;他的艺术营造,是他审美情趣的成功反映。周作人的得失以及对“京派”的影响,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价值在于为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存在的机遇。     

评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在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他最后堕落为反动汉奸文人而受到人民和历史的严正的批判。但在五四时期,他也曾经一度站在进步阵营一边,发挥过有益的作用。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革命发难的时候,他并没有正面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但他以自己的译作和新诗创作热烈地响应了文学革命的号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新青年》五卷六号上,他发表了阐述自己文学主张的第一篇文章——《人的文学》,随后,义发表了《平民文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思想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新文学的要求》(一九二○年一月六日)等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