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时期郊祀制度问题研究

郊祀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祭祀天地、日月、名山大川、四时百神、鬼魂祖先等各种神灵的文化传统，伴随社会发展，演化为封建社会维护皇权神圣的政治制度。一直以来，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是郊祀制度的衰落阶段，但通过考察粱武帝时期帝王亲祠和郊祀制度建设，则不尽然。梁武帝的亲祠依儒家礼经为据，走向定制：用辛、间年一郊。他亲祠还体现出儒家现实主义倾向，倚重政务。在郊祀制度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萧梁君臣引征礼经对郊祀制度进行论辩，涉及飨荐蔬果之辩、郊丘之辨、郊庙裸否之辩等问题，深化了儒学对制度的整合，从而使郊祀制度走向相对成熟。     

亲亲尊尊之间的断崖——由韦刘庙议重估西汉经学政制

汉代制度对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汉制的研究,以往学者多注目于法律的儒家化,而忽视了西汉儒者以礼更法的努力。今古文礼学的实质性区别不在经书本身,也不是儒生争名夺利,而是以何种天子礼奠定国家之政体。其要即在于天子是否超绝于万民之上。由韦玄成与刘歆庙议可见,西汉今文儒生仅受士礼熏陶,习于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但是在今文儒生真正构建经国大典时,只能局促于亲亲之爱,无法跨过亲亲与尊尊之间的断崖,义而能断,构建足以为经国大典之天子礼。于是古文经学乘隙而起,由攻驳今文经学之天子礼入手,提出并逐步完善自身的天子礼。这实质上是向秦制靠拢的过程,背弃了汉儒过秦的初衷。儒学究竟应如何构建经国大典,甚至儒学是否有能力建构经国大典,成为千年梦魇。     

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

在 儒家 政治 背景 下 ，孔 庙祀 典作 为 学术 与 道统 的象 征，它 操纵 于国 家，充 当了 润饰 政治 和 教化 臣 民的 精神工 具 。明 代孔 庙 祀典 承继 了 历史 的积 淀 ，洪武 以 后孔 庙 祀典 不断 上升 ，目 的 是借 孔 子之 道厉 行“教化 ”。嘉 靖九年 ，明世 宗缘 于 大 礼议 之际 士 儒以 道 统”对 抗君 权 ，屡 次 反对 礼制 改革 ，故而 世 宗通 过降 杀 孔庙 祀典 ，打 “ ” “击士 气 ，显现 君 权。     

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

《春秋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郊祀原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     

复古与革新的错位: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祭祀天地是中国古代帝王的特权与神圣义务。北宋时期,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对礼制的改革,引发了关于郊祀礼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最高当权者的更迭和新旧党争的形势变化,这场争论也不断反复。在这个过程中,以恢复古礼相标榜而主张天地分祭的许多新党,表现为食古不化的保守,而以适应宋朝现实为依据,主张实行天地合祭的许多旧党,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由于时代变迁、财力的局限和皇帝事务的繁忙,按照古礼恢复天地分祭的主张已难于实行,天地合祭,皇帝每三年亲祀一次,遂成为宋朝郊祀礼的主流。宋人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既是礼制、学术之争,更牵涉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时代特色。     

试论传统祭祀的社会功能 --以两汉国家祭祀为例

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祀,从本质上讲属于宗教制度范畴,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通过郊祀、宗庙等各种祭祀活动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维护以皇帝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通过神的权威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宗教秩序来巩固政治秩序。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来看,国家祭祀不仅具有如上的政治功能,而且还有敦行伦理教化、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强化农本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下我们就以两汉时期为例,具体探讨传统的鬼神祭祀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郊庙地点与五代两都分立

五代都城基本上是两都格局 ,而国家郊庙地点与天子之居都常不为一 ,这是五代政治和礼制的一大特色。五代国家祭祀中心和政治中心的离合 ,以及郊庙地点由洛阳向汴梁的迁移 ,体现了国家祭祀中心对政治中心的趋向性 ,表明五代政治重心的转移是逐渐完成的。而都城的政治职能先移郊祀职能后移 ,则勾勒出了五代都城功能性转移完整的过程。五代两都格局在《新五代史》卷 6 0《职方考第三》中有明确的记载 :“汴州 ,唐故曰宣武军。梁以汴州为开封府 ,建为东都。后唐灭梁。复为宣武军。晋天福三年升为东京。汉、周因之。”“洛阳 ,梁、唐、晋、汉、周…     

商代的纪日法

商代主要是用60个干支纪日,有时也用单个天干字或地支字纪日,使用地支字纪日比较少。单用天干字或地支字纪日是一种特殊的纪日方式。先祖日如＂上甲日＂、＂大乙日＂等是祭祀该先祖的日子,周祭中的五种祀典是祭祀该先祖的典礼仪式,都不能用以纪日。     

论先秦儒家“礼治秩序”及其对当代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

先秦儒家推行的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礼治是通过等级礼仪制度、政治运行规范、社会生活原则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礼治秩序是儒家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核心元素,也是儒家治理社会的目标,其内容及合法性思想主要包括:君民有别,等差有序;情欲难免,节欲礼控;礼本法末,德主刑辅;礼乐之统,以乐从仁。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挑战,"吸收"、"转化"礼治秩序思想和经验,对当代政治秩序化建构有着举足重轻的借鉴意义。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     

论两晋天子宗庙迁毁议题

两晋礼家在天子宗庙迁毁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其焦点在于承统是否必承嗣.由于先秦不同礼书对此有两可的态度,因此,晋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凸显出来并不是求真的意义,而是晋代皇帝及礼家朝臣所具有的实用理性的精神.这一精神也是两晋礼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下）

（接上期） 三、礼制考论 礼之别异,一在于仪,二在于制。礼制是对礼器形制和数量的规定,是礼义在物体层面的体现。《礼记.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礼的分配作用和节制意识要求不同社会阶层在器物使用上有所区别,礼别尊卑、上下的社会意义也要求在仪式所用器物上有所差异。     

祖鼓：家人“哈戎”仪式的主导象征——以黔东南州黄平县枫香寨为例

象征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的象征问题时,总会寻找处于核心、关键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事项或文化元素,藉此来探讨和阐释仪式的象征意义。文章以枫香寨家人的＂哈戎＂仪式为研究个案,运用仪式主导象征理论,尝试探讨家＂祖鼓＂在＂哈戎＂仪式过程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与主导象征意义。     

支遁与东晋士人交往初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世说新语>一书关涉佛迹之处甚多,其所记僧人与士人的交往尤其令人瞩目,这为考察佛教对东晋士人的影响提供了路径.支遁在以会稽郡为核心的区域与东晋前半期的名士交游宴集,其形式以人物品题和谈玄论理为主.士人对支遁谈玄的激赏和对所谓"支理"的追捧表明在东晋前半期,佛教对士人来说只是一种可资清谈释玄的全新资源,其义理对他们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生活尚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汉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演变——以汉与匈奴的关系为例

汉武帝在考虑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解决现实民族问题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在汉武帝的理论思维中,"中国一统"既是民族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他本人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对如何实现"中国一统",汉武帝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念。     

唐代宫怨诗歌及其情感表达

宫怨诗是唐诗的精华,诗人寄情于宫怨,拟古乐府仿写,表达了对宫女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除了表达原有的失宠幽怨与希翼复宠的宫怨意味外,借古讽今与借宫怨以自况两层含义较为明显。而其他不入乐府的宫怨诗,其本旨即是借宫怨所包含的君妃关系以寄寓诗人君臣遇合的感慨。     

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