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与公共财政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来把握:第一,包容性增长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所有人群的发展;第二,包容性增长强调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三,包容性增长强调机会均等,同时避免严重的结果差异.“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现实背景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过于注重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不合理;“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公共财政支持“包容性增长”应通过:财政政策介入、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财税政策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导向作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等多种手段.     

包容性增长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演变和包容性增长的演进逻辑,以及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构成探索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路径的背景。包容性增长要求实现全方位经济管理效能综合考量;要求实现以就业增长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要求实现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为基础的经济发展。     

中国包容性增长指数构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社会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近年来,＂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得到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认可,成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本文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深入分析;然后运用理论遴选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基础社会保障4个维度以及13项指标;最后利用德尔菲法对指标赋权,形成中国包容性增长指数。     

包容性增长的由来与理论要义

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包容性增长正在引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展开新一轮的战略调整与政策制定。本文在阐释包容性增长的由来与发展的基础之上,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认知与政策路径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中国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作为21世纪最新的经济发展理念,除了要求缩小收入差距外,还要求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机会。而城市化作为中国过去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城乡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中国未来四十年最主要的社会变革。城乡作为经济区域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对比城乡割裂下和城市化进程下的城乡经济发展情况,发现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在公共品方面的平衡有助于缩小城乡的公共品差距,两方面差距的缩小才能促进城乡包容性增长。同时,公共品方面的差距会导致城市化偏离社会的最优水平。     

“包容性增长”的学源基础、理论框架及其政策指向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增长理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以及现代人们对传统经济增长观的认识与反思,都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源基础,而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以及增长价值观的紊乱等构成了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现实背景。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多元的,其理论框架除了注重通过共同参与消除或缓解贫困外,还应包括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重构经济增长价值观等内容。倡导包容性增长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发展、代际间公平发展以及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等目标。     

包容性增长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

包容性增长是当前世界各国发展中越来越引起关注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发展模式改变了原有粗放式和集约式的发展模式划分标准。本文从包容性增长的角度理解和分析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现状,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包容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理论分析部分侧重于建立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战略和金融发展和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关注经济包容性需要怎样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以及在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又如何体现包容性经济增长。根据理论分析,阐述金融包容的积极作用以及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的启示。     

产权分享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

通过对经典理论的回顾和现实问题的反思,发现资本对劳动在权利和利益上的垄断不是一种永恒的模式,劳资之间的产权分享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键.与产权独享相比,产权分享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优势.理论上,产权分享是一种双重产权,表现为双重分享,实现了双重目标.实践上,产权分享根据劳资之间分享份额的大小可以分为资本大于劳动、资本等于劳动和资本小于劳动三个阶段.在我国从产权独享向产权分享第一阶段过渡的转型期,利益制衡和公平正义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支撑.     

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条件和限度

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而要提高增长的包容性,就必须坚持公平为社会首要价值,不断完善制度规范,并以公共政策有效平抑社会不公现象。公平与效率、自由没有冲突,公平相对于效率和自由具有优先性,公平对于加强社会团结和维护社会道德局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制度与公共政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实现包容性增长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实现制度公正和公共政策的公共目标,都需要民主参与。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构想具有重大意义,要实现这一战略转型,需要包容性民主。     

包容性增长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构建

包容性增长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与近年来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一脉相承,体现了对国家未来思考的系统性和理论探索的延续性,它不仅提供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也提供了一种政策胸襟和发展手段,作为新的执政理念和战略思想,包容性增长将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中国发展模式".包容性增长是对贫困认识的深化和对中国式失衡充分反思后的结晶,强调公民权利,反对社会歧视和排斥,倡导人们机会平等、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强调共享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目标路径相契合,从而也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理想路径.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更加公平、公正分配,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它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且更要体现在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领域。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NGO的发展在功能缺失、性质定位、内外监督、自我管理、与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的情形。因而,中国的NGO无法发挥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协调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借鉴国外NGO发展与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NGO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应通过更大规模地有序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市场,加大对NGO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举;行业协会服务协调与监督管理并重;NGO自治管理与内部监督共同兼顾等方式,改革与完善中国NGO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从而使中国的NGO在推进社会包容性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伴随着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及流行,学界开始尝试将这种包容性理念转化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所谓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任何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除了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模式外,还必须努力寻找一定的本土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支撑,必须得到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作用对象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的认同,否则其政策将因缺少本土文化思想的内在支持而处于无根境地。     

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体系的构建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提高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措施,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期望所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风险大、技术门槛高以及创新具有系统性和公共物品性等特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扶持及其支撑体系构建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中印两国增长包容性“不合理趋同”问题

实现包容性增长对促进增长收益的合理分配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性,本文在分析包容性增长长期价值的基础上,探讨从改革启动到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和印度两国包容性增长的"不合理趋同"及其差异性,并从制度层面研究了中印两国包容性增长差异以及"不合理趋同"产生的重要根源。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对中国与印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试析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内在架构

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理论建构工作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内在架构上来看,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三个主体内容,在功能定位上三者分别对应于“意识形态文化”、“社会规范文化”和“民族认同文化”。三者之间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既各司其职、功能有别,又互相关联、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论战略性产业政策和国际合作创新: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Brander-Spencer模型主张创新竞争,而AJ模型主张创新合作。文章结合两个对立的模型形成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到国际市场环境中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该采用战略性产业政策支持本国企业进行国际市场竞争或者是根据AJ模型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创新合作依赖于三个重要因素:技术外溢效应的程度、政府是否具有政策先行能力以避免被企业的投资行为所操纵以及本国企业的研发投资效率。     

基于CPS架构的数字化战略能力构建——德国工业4.0的管理体系与转型实践

在全球再工业化的背景下,网络实体系统(CPS)成为各国制造业发展的制高点。文章以服务主导逻辑为理论视角,基于CPS技术架构与功能,解读其数字映射能力、资源集成能力与价值共创能力三层战略能力,并针对能力构建过程中的管理挑战对德国政府与制造企业的工业4.0管理体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德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能力构建重点不同,中国关注数字映射能力和资源集成能力,德国则重点部署资源集成能力。两国政府在工业4.0的推进上均发挥了战略引导作用,德国在发挥创新平台战略价值和相关标准制定上的经验值得借鉴。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框架的构建与解析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近年来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其内容的界定尚存一定的争议。构建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框架,对于全面认识和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至关重要。梳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见,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框架应包括六个部分：CSR的起源与发展、定义、理论基础、内容、衡量标准以及实践。